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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第七章 “一月革命”

文章作者:集团文学 上传时间:2019-05-10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造陈丕显的反

  王洪文笑了。

  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上海的桃子熟了!”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戴祖祥一怔。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稳定“后院”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上海的局势剧变。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急告全市人民书》。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这张传单指出: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照录原文于下:

  “赤卫队”的崛起

   第一号通令: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的力量也不弱。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第二号通令: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第三号通令: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紧急通告》的诞生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安亭事件真相!》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解放日报》事件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此致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上海市委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要求者代表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蒋XX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众小匪:“带‘溜子’!”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解放日报》是党报。”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没有这样的先例。”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谈判僵持着。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赤卫队”也出动了。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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