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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 第二十章 “组阁”失败

文章作者:集团文学 上传时间:2019-05-10

  陪同毛泽东十六次会晤外国首脑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整整两周年的日子,王洪文与毛泽东的合影,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刊登了新华社九月十二日所发出的电讯《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电讯提到了当选才十几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这是王洪文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重大的外交活动。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电讯全文如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讯)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五时会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双方在无拘束的气氛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法国外交国务秘书让·德利普科夫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见。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贵宾们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来到毛主席住处,首先在门口受到王洪文副主席的接待。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毛主席、蓬皮杜总统见面时,双方长时间地握手。毛主席对蓬皮杜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表示热烈欢迎。蓬皮杜总统说:我为有机会同你见面,感到非常荣幸,因为你使世界改变了面貌。他还转达了戴高乐将军生前怀有的同毛主席会见的愿望。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毛主席在随后的谈话中回顾说,十年前在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法国在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他请蓬皮杜总统回国以后向所有他见过的法国朋友问候。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会见时在座的有王海容、唐闻生、齐宗华、罗旭。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法首脑会晤时的照片。在中南海,毛泽东那间堆满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蓬皮杜居中,两侧为周恩来、王洪文。这样的外事安排,最清楚不过地向全世界表明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一时期,毛泽东总是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会见外宾。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的长谈,也是在这间书房里进行。斯诺一九七一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曾这样描述过: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毛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其中也有少量的外文书籍。许多书中插着注有解释的、作书签用的纸条。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敞的窗户,可以瞥见园景,据说主席亲自在园子里种植蔬菜和试种庄稼。……”

  江青:

  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初,王洪文进进出出于毛泽东的书房,一次又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毛泽东确实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助手培养,寄予了厚望。毛泽东让王洪文与外国首脑见面,让他出现在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象机镜头前,树立他的威信,便于他接班,每一次参加会见外国首脑,都是对王洪文的一次大宣传;他的名字出现在众多的电讯上,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外国首脑的合影,印在中国的大报小报上,印在世界各国的报刊上。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Wang Hong—wen”,随着新闻媒介的传播,原本不名一文,如今在全世界享有颇高知名度:

  毛泽东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副总统侯赛因·沙菲,进行两小时的交谈。在座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三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总理。参加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特鲁多总理坐在毛泽东的和王洪文之间,周恩来反而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他和毛泽东之间坐着外交部部长助理、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陪同会见的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五天之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坐在毛泽东两旁的还是周恩来和王洪文。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日,当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陛下和皇后时,王洪文和周恩来在座。这时的王洪文,坐在那格子布沙发上,已不象最初几次那般拘谨,正襟危坐,毕恭毕敬,而是翘着二郎腿,斜倚在那里。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在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参加了这样六次高级首脑会见。在外国记者的眼里,王洪文也就成了中国的首脑人物。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三十八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的两侧总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八十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这位英国记者是有眼力的,说出了毛泽东没有说出的潜台词。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一九七四年上半年,毛泽东依然采用“毛、周、王”的阵营,十次会见外国首脑: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一月五日上午,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二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朱利叶斯·克·尼雷尔;四月二日,会见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及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五月七日上午,会见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五月十一日晚,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布托;五月十八日,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五月二十五日,会见英国首相希思;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这样的“毛、周、王”模式,在会见外国首脑人物时,总共进行了十六次。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就在会见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之后,周恩来病重,不得不住入北京医院。他在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曾三次发生缺氧病状,大夫劝他必须入院动手术。从此,周恩来总是在北京医院会见外宾。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时,首次披露了会见地点是北京医院。周恩来病重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毛泽东也许久没有露面。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坐在毛泽东之侧的,不再是王洪文,而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没有要“王副主席”参加!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是王洪文外出了吗?不,王洪文在北京。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有意疏远了王洪文,使王洪文的接班人的形象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用外国记者的话来说,“王洪文失宠了”: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九月十日,毛泽东会见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首脑戈翁将军,在座的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陪同会见的是邓小平。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十月五日,毛泽东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在座的还是邓小平。

  毛泽东说道: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会见丹麦王国首相哈特林,在座的居然仍是邓小平。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凌晨,由汪东兴陪同,乘火车抵达长沙,在那里竟住了一百一十四天,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返回北京。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在长沙期间,毛泽东六次会晤外国首脑。继会见丹麦首相之后,那五次会见,也始终没有王洪文的份:

  毛泽东又说:

  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兼外长威廉斯博士,李先念陪同;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会晤也门民主共和国主席鲁巴伊,邓小平陪同;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由邓小平陪同;一九七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沙会晤马耳他和联邦德国贵宾,陪同者仍为邓小平或李先念。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王洪文“失宠”,连外国记者都已看出来了。作为“接班人”,王洪文怎么会那样快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林彪从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接班人”,到一九七○年八月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不过一年零四个月。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十大”成为“第三号人物”,到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连一年都不到!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是毛泽东亲自选定了王洪文为接班人,他是王洪文坐着“火箭”上升的推力;又是毛泽东发觉王洪文不适宜于作为接班人,特别是几经教育之后王洪文仍不悔改,毛泽东对他投了不信任票……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形成“四人小宗派”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就象王洪文在毛泽东书房里的形象那样:最初站如松,坐如钟,不久就翘起了大腿,歪靠于沙发。王洪文刚刚当选为副主席,说一句话,写一行批示,都小心翼翼,没多久就显露出他的劣迹……

  江:“不大好的就改。”

  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产生了。

  毛:“你也是难改呢。”

  一封反映总参问题的来信,最初是江青看的。照理,应该送毛泽东,或者主管军队的叶剑英。江青提笔,却把信批给了王洪文、张春桥。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江青写道:

  毛:“不开就好。”

  洪文、春桥同志:总参是有一些死官僚?还是林彪余孽在作祟?我每日用四分之一,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看群众来信。如要真象来信者所说那样,总参问题就太大了,要放火烧荒才好。我看了这封信很气愤!意见可能偏激。不过只供参考。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江青 25ywh72 1974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信存洪文同志处。又及。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张春桥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术语来说,那叫“圈阅”。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张春桥在“圈阅”之后,写下批示: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两种都有。是要烧一烧。春桥”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王洪文接着“圈阅”,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开头,出于谨慎,出于他在中央立足未稳,王洪文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来的文件,一般只是画一个圈儿,如此而已。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一封来自“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信,标题为《对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同志的一次讲话提出意见》。李德生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纪登奎、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中。照理,王洪文应转送毛泽东或周恩来阅处。奇怪的是,王洪文却批给了江青: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请江青同志阅。我意见这封信不印发了,也不传阅了。是否妥当请江青同志阐示。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洪文5ywh74 1974”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写下批语,要求继续传阅此信: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建议传春桥、文元同志。妥否?请酌。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江青一九七四、四、五”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王洪文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意见,写道: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请春桥、文元同志阅。”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于是,张春桥、姚文元看了此信,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圈。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用不论江西的那封信提出的意见如何,也不论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的是非曲直,象这么一封涉及三位政治局委员的信,却只在一个小小的圈子——王、张、江、姚中传阅,主席不知,当事者不知,其他政治局委员也不知,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有着历史渊源:自一九六四年江青发动“京剧革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在上海曲意奉迎这位来自北京的“女客人”,为她在上海抓“样板戏”,江与张有了密切来往;一九六五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王洪文在安亭事件中,与张春桥结下“火线友谊”,成为张春桥手下一员猛将。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帮”中,论职务,王洪文最高;论资历,王洪文最浅;论年纪,王洪文最小。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江青是这个“帮”的领袖。她仗着“第一夫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野心勃勃,不可一世。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张春桥是这个“帮”的军师。他是一位“座山雕”式的人物,脑子里的歪点子最多,肚子里的祸水最多。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姚文元是这个“帮”的笔杆子。他以笔为棍,东征西讨。他控制大报小报,以舆论左右中国政局。从批《海瑞罢官》、“三家村”,到批周扬、批陶铸,直至批“周公”、批邓,其源盖出于姚文元这“无产阶级金棍子”。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姚文元把家属接来北京,住在北京民族饭店附近的大院,但仍在钓鱼台办公。

  江青盘算着“组阁”

  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毛泽东第一次对这个“帮”提出警告,是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在京的那么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张、江、姚道: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四人小宗派”,这是毛泽东对王、张、江、姚的最初的“称号”。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从此之后,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再也不要王洪文在侧。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虽说如此,毛泽东对于王洪文,还期待着他的改正。期待着他“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病重入院起,毛泽东委托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表明毛泽东对王洪文仍留有余地。毛泽东对那个“四人小宗派”,也留有余地。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让王洪文和张春桥出面去接待。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国庆二十五周年即将来临,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因病住院,指定由王洪文主持国庆招待会。周恩来在九月二十九日给王洪文写了一信: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昨晚作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已经主席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肖华、李力群、侯宝林三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夜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今晚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十七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五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从周恩来致王洪文的信中看出,王洪文当时虽然已被毛泽东所疏远,但仍保持第三号人物的地位。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翌日晚,中外来宾四千五百多人云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王洪文主持这一盛大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抱病出来致祝酒词。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长沙告状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就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结束不久,王洪文栽了一个大跟斗……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国庆节过去之后,毛泽东准备前往长沙过冬。临行前,十月四日,毛泽东让女秘书张玉凤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挂电话,告诉他重要的人事安排: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王洪文依然搞他的“四人小宗派”。当天晚上,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四人小宗派”之中,这消息如同炸雷一般!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按照“四人小宗派”的如意算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把交椅,理所当然应该由张春桥来坐。毛泽东作出的新的人事安排,完全打乱了江青集团的夺权阴谋。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江青气得七窍生烟,把一肚子的怒火朝周恩来喷泄。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

  十月十七日,夜幕沉沉,四颗脑袋在钓鱼台十七号楼聚集。江青召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急商要事。因为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已定于翌日抵京访问,根据外交部的安排,将由邓小平陪同,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通知》指出:

  诚如王洪文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受到审讯时所供认的,那天夜里,他们四个人“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这“四人小宗派”作出紧急决定,翌日派王洪文直飞长沙。点子是江青出的,因为由她出面的话,要得毛泽东同意,才可去长沙,何况她只愿坐火车,来回太慢;张春桥与邓小平争当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他出面,显然太露骨;由姚文元出面,也不合适,他的职务较低,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向毛泽东建议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该由谁来当,不妥当;唯一最恰当的人选是王洪文,“少壮派”,飞来飞去不在乎,况且他是党的副主席。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王洪文曾供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匆匆去,匆匆来。王洪文坐着专机,在十八日早晨飞往长沙,当天夜里就飞回北京。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在长沙,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的灰!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在毛泽东和王洪文谈话时,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在侧。张玉凤的回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一九七四年十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王洪文在夜色苍茫中,飞回北京。一脸愁容,他钻进乌亮的红旗牌轿车。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当他的轿车驶入钓鱼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早已伸长脖子在那里等待着他。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毛泽东的警告犹在他的耳际回响,他却已回到“上海帮”之中。他明知与江、张、姚搞在一起的后果将是什么,但“上海帮”是他的靠山,“四人小宗派”是他的力量所在。他,还是搞“上海帮”!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王洪文败北而归,江青心不甘。趁着外交部部长助理唐闻生、王海容要陪外宾去长沙,江青召见了这两个年轻人,托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如果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那么她提议,让王洪文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唐闻生和王海容把江青的意见带到了长沙。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听罢,面露温色,说道;“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毛泽东一言点穿了江青的真正用意,已经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权力,对于阴谋家的诱惑,如同利润对于资本家的诱惑。四届人大的召开,在阴谋家们看来,是一次夺权的好机会,正因为这样,尽管林彪为了在四届人大时当上国家主席而机毁人亡,江青却仍踏上林彪覆辙。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四届人大,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产的大会:一九五四年九月,一届人大顺利召开,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委员长,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届人大召开,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委员长,周恩来为总理;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召开,国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与二届人大的选举结果相同。前三届人大,都是五年一届,都是“顺产”。唯有四届人大,遭受“文革”折腾,一拖再拖,拖到一九七四年已是十年了,不能再拖了!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江青夺权心切。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挨了批,托唐闻生、王海容捎话到长沙又遭毛泽东严词斥责,不得已,她亲自出马了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毛泽东责令检查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六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去信,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周恩来的信中,提及了召开四届人大的具体时间。他考虑到三届人大是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因此四届人大最好在一九七四年底召开,相隔整整十年,不要拖到来年。周恩来写道: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口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周恩来已意识到江青会闹事,在信中用婉转的语气写道。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在,才能领导好。”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周恩来的信,使江青心急似火。六天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江青也给毛泽东写信,再一次提出自己的“组阁”名单。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毛泽东在长沙看罢江青来信,提笔写下份量颇重的批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写毕,毛泽东意未犹尽,又补写一句: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收到毛泽东的复函,江青算是略微收敛了一点。她在十一月十九日又给毛泽东去信,半是“检讨”,半是牢骚,话语之中充满怨气: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等,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惊然惊悟。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闲人”不闲,江青其实是个“大忙人”。她忙着“组阁”,才一次次给毛泽东捎话,去信。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毛泽东又一次以严肃的口气,批评了她: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江青两度自己出面要权,毛泽东寸步不让。江青自知再给毛泽东写信,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权力的诱惑,毕竟是太大的。她又寄希望于王洪文。在“上海帮”之中,唯有王洪文能够再去长沙——他的借口是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因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他主持的。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又一次坐上专机,飞往长沙。这一回,王洪文捏了一把汗,再不象上一次飞往长沙那样趾高气扬。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两架专机飞离北京,向湖南长沙前进。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一架是王洪文的专机,他的身边坐着秘书廖祖康。上一次偷偷摸摸飞往长沙时,他连秘书廖祖康也未敢带去。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另一架则是周恩来的专机。周恩来清癯瘦弱,忍受着病痛,踏上旅途。癌症正在剧烈地折磨着他。从年初起,周恩来每天出血量达一百多毫升,每隔两、三天,他就得输一次血。中国正处于关键的时刻,他无法在病榻上安卧。在病魔猖撅的这一年,他工作时间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的有六天!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为着完成四届人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周恩来决定抱病前往长沙,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周恩来要王洪文同行,为的是王洪文主持日常工作,应当参加这次中国政治核心的会谈。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已经两个多月了。在北京担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每隔几天,便给湖南省委挂一次电话,精心安排毛泽东在湖南的生活。华国锋长期担任湖南省委领导,关照湖南省委把接待毛泽东作为头等大事。听说毛泽东喜欢看电视,华国锋从北京为毛泽东专门调来了电视车……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五次到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还冒着寒风跃入湘江,到中流击水。

  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自从七月十七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与毛泽东见过面之后,两位老战友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对于周恩来的到来,毛泽东显得很高兴。两位老人互相询问彼此的健康状况。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周恩来重疴在身,原本计划在长沙逗留三天,于二十五日返回北京。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二十五日,当周恩来前往毛泽东住处辞行时,毛泽东却劝他再小住几日。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翌日清晨,毛泽东的客厅里,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氛:桌子上放着一盘湘潭灯芯糕,一盘交切,一盘寸金糖,一盘麻花条,桌子正中的花瓶里插着飘着清香的腊梅和纯白茶花。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步入客厅,见到招待所工作人员如此布置,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拿起一条灯芯糕,高高兴兴地当早餐。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哦,十二月二十六日—一毛泽东八十一寿辰!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这天,王洪文被毛泽东打发到韶山参观去了。

  毛泽东赞扬道:“好!”

  中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起吃面条,喝下一杯深红色的芙蓉酒。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晚上,周恩来在自己住处请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方面接待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面。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入夜,毛泽东邀周恩来到他的卧室,两位老人长谈到夜深。就在这个历史性的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了最后的决定。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也就在这个夜晚,毛泽东的谈话中一些意见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并在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如下的话: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毛泽东道:“这个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后来,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奉为“三项指示”,以至被奉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且不论毛泽东的第一项指示如何,他的第二项指示和第三项指示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周恩来在长沙的心境是愉快的。王洪文呢,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根据有案可查的记录,十二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刚到长沙,毛泽东就对他说: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有。”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十二月二十四日,借汇报工作的机会,王洪文支支吾吾,还是说出了江青要他说的话。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极度不悦,他把“上海帮”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道:“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毛泽东

  毛泽东还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十一月十二日

  王洪文不由得一震,因为江青说过,周恩来病重,已不适宜再当总理,四届人大要另外任命新总理。毛泽东的话,坚持周恩来仍为总理,而第一副总理已确定为邓小平,这么一来,张春桥充其量只能当上副总理。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动肝火了,对王洪文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王洪文象触电似的,吃了一惊。回到住所,廖祖康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他闷闷不乐,往床上一躺,一句话也没说。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灯下,王洪文提起了笔,又放了下来。直到第三天,王洪文才写出一份检查。

  江青

  现把王洪文的检查原文照录于下: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主席: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这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又一次聆听了主席的教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江青:

  特别是主席对我的批评“你不要搞四人帮”。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诚肯(恳)的接受主席的批评教育。这次主席批准在这里住三天,我应借这个机会来回忆,总结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两天来我认真的回忆了自己所犯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

  主席发现以后曾多次指示,“你们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们不要搞上海帮”。我没有坚决的按主席的指示办事。当工作中遇有问题时不是和政治局多数同志商量,研究解决问题,而是只找少数几个同志。虽经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觉悟,脱离不开小圈子。主席在离京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指示“你们不要(搞)上海帮”。以后有同志来找议事我仍然顶不住。因此就继续犯错误。十月十七日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关于江青同志和小平同志为“风雷(庆)号”批示发生争吵一事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因为当时在提名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小平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本是党内生活中允许的。但我不是依靠政治局多数同志正确的解决定问题,而是只听了少数同志意见。错误的把提总参谋长人选问题和江青同志批示“风庆轮”问题同小平同志争吵联系在一起,并且乱加猜测,因而就得出结论说可能有别的什么问题。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因此我就提意(议)向主席报告。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在这个问题上的是(事)实是:小平同志并不错,而是我犯了严重错误,因为总理身体不好要我主持工作,而我不是全面的听取各方不同意见,而是只听少数同志意见,又不加分析就错误的向主席报告。干扰了主席。我的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十二月二十七日,两架专机离开长沙,飞回北京。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王洪文的心境是复杂、沉重的。他已经成了那个从庐山败退的林彪,他的“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完全动摇……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接班人”告吹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王洪文的地位急转直下。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四人帮”的地位急转直下。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依旧在长沙休养,没有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按照十多天前在长沙与毛泽东商定的意见,周恩来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提供全会讨论。这些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就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这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取代了李德生。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刚刚结束,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终于揭开大幕。毛泽东仍然在长沙,但四届人大完全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大会由朱德主持,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病体虚弱,这次政府报告是历届人大中最为简短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则由张春桥上台来念。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四届人大按毛泽东意见,不设国家主席。开会时,虽然王洪文坐在主席台中央,但是,候选人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Politics”,即政治。

  选举结果,“四人帮”大败,四人之中唯有张春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名单,是由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长沙商定的;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大委员长——朱德。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人大副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毛泽东点了点头。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威尼斯wns.9778官网活动,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原本还有李富春。不巧,他在一月九日去世——正值四届人大召开前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选举结果一公布,江青气歪了鼻子: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她曾提议“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宋庆龄之前”,被毛泽东一口否决;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她曾提议“张春桥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排在邓小平之前”,也被毛泽东所拒绝。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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