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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录: 第11章威尼斯wns.9778官网活动

文章作者:集团文学 上传时间:2019-05-10

  一七六0年年底,久已付印的《朱丽》尚未出版,就已经开始轰传了。卢森堡夫人在宫廷里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后者甚至还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拜尔把手抄本给波兰国王读了,国王欣赏之至。我也叫杜克洛读过,他在法兰西学士院里谈起它。全巴黎都急于要看这部小说:圣雅克路各书商和王宫广场的书商都被打听消息的人包围起来了。最后,它终于出版了。而它取得的成功,与常例相反,没有辜负人们期待它的那种急切心情。太子妃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她对卢森堡先生谈起它,说是一部绝妙的作品。在文学界,观感颇不一致。但在社会上却只有一个意见;特别是妇女界,她们对作品也好,对作者也好,都醉心到这样的程度,如果我真下手的话,即使在最上层的妇女当中,也很少是我所不能征服的。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证据,不过我不愿意写出来,而这些证据,不必经过实验,就能证实我的这个论断。说也奇怪,这部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成功,虽然法国人不论男女,在这部书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和我的预料完全相反,它在瑞士取得的成功最小,而在巴黎取得的成功最大。是不是友谊、爱情、道德在巴黎就比在别的地方地位更高呢?毫无疑问,不是;但是在巴黎还有那种精细的感觉,它使人的心神往友谊、爱情、道德的形象,使我们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没有、却在别人身上发现的那种纯洁、缠绵、敦厚的感情。今天,到处一片腐化,风化和道德在欧洲都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如果说对风化和道德还有若干爱慕之情存在的话,那就必须到巴黎才能找到。

  一时的愤激给了我非常的精力,使我离开了退隐庐;我一迁出退隐庐,这种精力就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在新居里刚勉强住定,我的尿闭症就复发了,频繁的剧痛又加上一个疝气病的新麻烦,这个病已经叫我苦了若干时候了,我还不知道是一种病呢。不久我就落到了极其难堪的阵痛的境地。我的老朋友蒂埃里医生来诊视我,给我说明了病情。探条呀、捻子呀、绷带呀,老年病痛所需要的全部器械都聚集在我的周围,严酷的事实使我感觉到,人不年轻了,而有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不吃苦头的。明媚的春光一点也没有把我的精力恢复过来,整个一七五八年,我都是在有气无力中度过的,这使我相信,我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我怀着一种急不可待的心情看着生命末日的来临。我从友谊的幻象中醒悟过来了,一切使我热爱生命的东西,我也都解脱净尽了,我在生命中再也看不到一点东西能使我感到人生的乐趣。从此,我只看到痛苦和灾难在妨害我的各种享受。我渴望着使我获得自由并逃开我那些仇敌的那一刹那的到来。不过,我们还是循着事态发展的线索来叙述吧。

  要想透过那么多的成见和假装出来的激情,在人心中辨别出真正的自然情感,就必须善于分析人心。要想,如果我敢这样说,要想感觉到这部作品里充满着的那种种细腻的感情,就必须有精审入微的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只能从高级社会的教养中得来。我不怕拿这部书的第四部分跟《克莱芙公主》相比,并且我肯定,如果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是外省人的话,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它们的全部价值。因此,如果我这部书是在宫廷里获得了最大的成功,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书中满是生动而含蓄的传神之笔,只有在宫廷里才能得到欣赏,因为宫廷里的人较有训练,易于体会弦外之音。不过这里还要区别一下,有一种机灵人的精细只表现在体察恶事上面,到只有善事可看的地方便什么也体察不到了,对于这种人,读这部书肯定是不相宜的。比方吧,如果《朱丽》是在我心中的某个国家发表的话,我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读完,它一出世就会夭折的。

  我迁居蒙莫朗西,似乎使埃皮奈夫人有点不知所措;她很可能没有料到我这一手。我的身体垮得那么惨,天气又那么冷,又遭到了众叛亲离,这一切都使他们俩——格里姆和她——相信,他们一把我退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就一定能迫使我开口求饶,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来:乞求人家允许我留住在那所我的尊严不容我继续住下去的房子里。我搬得太突然了,他们没有时间去防到这一着,剩下来的只有选择孤注一掷这条路了,要么索性把我完全毁掉,要么努力把我再拉回去。格里姆采取了第一条路;但是我相信埃皮奈夫人倒是宁愿采取另外那一条路的,我从她对我最后一封信的答复,得到这么一个结论,因为她在这封回信里把她在前几封信里所用的那种语气和缓了很多,并且似乎为和好敞开了大门。她这封信叫我等了整整一个月,这样长久的拖延就足够说明她为回信的适当措词曾感到为难,并且在回信之前曾经过再三考虑。她要是把好话说过了头就会牵累到她自己。但是在她前此写的那几封信之后,在我突然搬出她的房子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她是多么仔细地要在这封信里不漏出半个难听的字眼。我把这封信全部转录出来,好让大家判断一下(乙札,第二三号):

  人们关于这部作品给我写的许多信,大部分我都收集起来了,辑成一札,现存那达雅克夫人手中。万一这个函件集发表出来的话,人们会看到里边有好些希奇古怪的言论,可以看到意见是如何分歧,说明跟社会大众打交道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有一点是人们在这部书里所最忽视、而同时又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就是题材的单纯和趣味的连贯。整个趣味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了六卷,没有穿插,没有传奇式的遭遇,而无论在人物方面还是情节方面,没有任何邪恶之处。狄德罗曾大棒理查生,说他的场面千变万化,人物层出不穷。诚然,理查生有他的长处,他把所有的场面和人物的特点都很好地描绘出来了,但是,在场面和人物的数量方面,他与最乏味的小说家同出一辙,他们总是拿大量的人物和奇遇来弥补他们思想的枯窘。不断地表现闻所未闻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掠而过的新面孔,用这种办法来刺激读者的注意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注意力经常维持在同一个对象上,又不借助神奇的遭遇,那就显然比较困难了;如果在其他一切都相等的条件下,题材的单纯更能增加作品的美的话,那么理查生的小说虽然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在这一方面却不能和我这部小说并驾齐驱。然而我知道我这部小说现在死寂了,我也知道它死寂的原因何在,但是它将来是一定要复活的。

  一七五八年一月十七日,于日内瓦

  我的全部顾虑就是由于追求单纯而使故事的发展变得沉闷,我怕自己没有能力把趣味一直维持到底。有一个事实把我这种顾虑打消了,而单是这一事实,就比这部作品所给我招来的一切夸奖都更使我高兴。

  先生,十二月十七日函我昨天才收到。它是装在一口大箱子里送来的,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整个这段时间都是在路上走着。我只能回答你的附注;至于信的本身,我不很理解,如果情况许可我们当面解释的话,我倒想把全部经过都当作是出于一种误会。现在再谈那附注吧,你可能还记得,先生,我们本来是约好了的,退隐庐园丁的工资要经过你的手付给他,使他能更好地感觉到他是依靠你的,以免他再和他的前任一样,跟你闹那些不成体统的笑话。事实可以证明:他的头几个季度的工资都已经交给你了,并且在我走之前不多天,我还跟你约定,将来你预付他的工资,我还是要归还你的。我知道,你先曾推辞,但是这笔工资是我请你预付的,当然要归垫,彼此都有约在先。卡乌埃曾通知我说,你没有肯接受这笔钱,这里面必然有些误解。我现在叫人再把这笔钱给你送去,我就不懂为什么你会不依成约,硬要为我的园丁出工资,甚至付到你住在退隐庐的那一个季度以后。因此,我深信,先生,你想到我很荣幸地对你说的这些话,会不拒绝收回你惠然为我预付的那笔工资的。

  这部书是在狂欢节开始时出版的。一天,歌剧院正要举行大舞会,一个书贩把这部书送到达尔蒙王妃手里。晚饭后,她叫人给她上装,好去跳舞,然后一面等候,一面就拿这部新小说读将起来。半夜,她命令套车,接着又继续读。有人来报告说车套好了,她没有答话。她的仆从看她读得忘形了,便来报告她说,已经两点了。她说:“还不急,”仍然读个不停。过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表停了,便揿铃问几点钟,人家对她说四点钟了。“既然如此,”她说,“赴舞会太迟了,把车上的马卸下吧。”她叫人给她卸装,然后一直读到天亮。

  有了以前的那一切经历,我既对埃皮奈夫人不能再有所信任,当然就不愿再和她复交了。我没有答复这封信,我们的通信就到此为止,她看我作出了我的决定,她也就作出自己的决定了;这时候,她完全赞同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意见,把自己的努力和他们的努力配合起来,好把我彻底打垮。他们在巴黎活动,她就在日内瓦活动。后来格里姆到日内瓦和她相会,就完成了她所开始的工作。特龙香被他们俩不费力地就拉了过去,他大力协助他们,成了我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他也和格里姆一样,从来没有丝毫可以抱怨我的地方。他们三人沆瀣一气,暗暗地在日内瓦撒下了种籽,人们四年以后就看到这种籽在日内瓦生出芽来。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之后,我老想见见达尔蒙夫人,不但要从她口里知道这件事是否完全真实,也因为我老是这样想:一个人对《爱洛伊丝》发生这样强烈的兴趣,准是有那种第六感,那种道德感,而世界上具有这种第六感的心灵太少了,没有这第六感,谁也不能了解我的心灵。

  在巴黎他们就比较困难些。我在巴黎比较知名,同时,巴黎人不那么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仇恨的影响。为了更巧妙地打击我,他们先宣扬说,是我离开了他们(见德莱尔函。乙札第三号)。由此,他们就假装着始终还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布着他们的恶意中伤,表面上显得是对他们的朋友的不义行为的抱怨。

  使妇女们对我发生如此好感的一点,就是她们都深信我是写了自己的历史,我自己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这种信念大根深蒂固了,以至波立尼亚克夫人竟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看朱丽的肖像。大家都深信,一个人不可能把他没有体验过的情感写得那么生动,也只有根据自己的心灵才能把爱情的狂热这样地描绘出来。在这一点上,人们想得是对的,的确,我这部小说是在最炽热的心醉神迷中写出来的;但是人们以为必须有实在的对象才能产生出这种心醉神迷的境界,那就想错了;人们绝对意识不到我的心能为想象中的人物燃烧到什么程度。要不是有若干青年时代的遥远回忆和乌德托夫人的话,我所感到的和描写的那些爱情只能是以神话中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愿肯定、也不愿驳斥一个于我有利的错误。人们从我单印出来的那篇对话形式的序言中就可以看到,我是怎样在这一问题上让社会自己去捉摸的。要求严格的德育家们说我应该把真象爽爽快快地说出来。而我呢,我就看不出有什么理由非这样做不可,并且我相信,如果没有必要而作此声明,那就不是坦率而是愚蠢了。

  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么提防,较易于听信他们而对我加以谴责了。他们对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责,进行得比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发有效。我知道他们栽诬我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却绝对无法打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从甚嚣尘上的传闻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就是传来传去都不外乎的这四大罪状:一、我退隐在乡间;二、我对乌德托夫人的爱情;三、拒绝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内瓦;四、迁出退隐庐。如果在此以外他们还加上了些什么别的怨嫌,他们采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没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永久和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头一年我把稿子交给一位叫巴斯提德的先生了,他是《世界报》的主编,而且不管我愿不愿意,他一定要把我的全部手稿都塞到那家报纸去。他是杜克洛先生的熟人,就以杜克洛先生的名义来逼我帮他充实《世界报》。他听人说起《朱丽》,就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上发表,他又要我把《爱弥儿》也在他的报上发表,如果他对《社会契约论》听到一点风声的话,也会要我送给他的报纸发表的。最后,我被他麻烦够了,便决定把我那部《永久和平》的提要以十二个金路易的代价让了给他。我们原来约定只在他的报上发表,但是手稿一归他所有,他就觉得出单行本合适一一单行本有若干删节,都是审查官要求的。如果我把我对这书的评论也附上,那又该审查得怎样了呢?十分侥幸,我没有对巴斯提德先生谈起我那篇评论,它不在我们的合同范围之内。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同我的其他文稿在一起。万一有一天它被发表出来,人们将会看到,伏尔泰关于这一问题所开的那许多玩笑和所持的那种傲慢口吻,怎能不叫我哑然失笑!这个可怜人在他插嘴乱谈的那些政治问题上究竟见识如何,我可看得太清楚了。

  我相信,掌握着我命运的那班人后来付诸实施的那套计谋,就是在这个时期制订出来的。这套计谋进展与见效之速,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一切助人为恶的事是多么易于搞起来的话,一定会惊为奇迹。现在我必须把我在这套阴暗而深邃的计谋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两语来说明一下。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在女人方面赢得宠幸的时候,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公馆里走下坡路了,倒不是在元帅先生面前,因为他对我的盛情和友谊还仿佛在与日俱增,而是在元帅夫人面前。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东西可以读给她听,她住的那套房间就不那么对我敞开了;她来到蒙莫朗西小住的时候,我虽然还相当经常地前去拜谒,但除在餐席以外就几乎见不到她了。甚至我的坐位也不再标明在她的身边了。既然她不再把这个坐位给我,既然她很少跟我说话,既然我跟她也没有多少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另外一个位子,这样还比较舒服些,特别是在晚上,因此我不知不觉地就渐渐养成了坐到离元帅先生较近的地方的习惯了。

  虽然我在欧洲已经享有盛名,我还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种淳朴。我对一切所谓党呀、派呀、勾心斗角呀,都恨入骨髓,这种恨就维持了我的自由、独立,除了我的心灵有种种依恋而外,就没有其他束缚。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远在异国,与世隔绝,既无依靠,又无家庭,只坚持我的原则和义务,所以我大胆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绝不有损于正义与真理而谄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两年来我退隐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断绝世务,对一切外事既无所闻知,也绝无好奇之心,所以我虽住在离巴黎四里约的地方,却由于我不闻不问,就仿佛住在提尼安岛上,和这个京城远隔重洋。

  提到晚上,我记得已经说过我不在府第里用晚餐,这在我们开始认识的时候确是事实;但是,因为卢森堡先生不吃午饭,甚至在席上连坐也不坐一下,结果我在他家已经好几个月,已经很熟了,还没有跟他在一起吃过饭。承他好意,特别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就使我决定当客人不多的时候,偶尔也在那里吃顿晚饭。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因为他们吃午饭几乎就在露天,并且如俗话所说,屁股不沾凳子,而晚餐却因为作了漫长的散步回来,人们乐于利用吃饭时间来休息一下,所以吃得时间很长;又因为卢森堡先生很贪口福,所以很精美;还因为卢森堡夫人殷勤招待,所以很惬意。要不是这样解释一下,人们就很难理解卢森堡先生有一封信的结尾几句话(丙礼,第三六号),他说他回想起我们的散步,总是感到滋味无穷,特别是,他又补充说,晚上回到院里,我们看不到高车驷马的辙迹——这是因为,每天早晨有人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扫除车辙;所以,根据沙上痕迹的多少,可以判断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格里姆、狄德罗、霍尔巴赫则相反,他们都处在漩涡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交际极其广阔,整个上流社会的各部门,差不多就由他们三人全部瓜分了。显贵呀、才子呀、文学家呀、律师呀、女人呀,他们到处都能串通一气,叫所有这些人都听他们的话。人们应该已经看到,这种地位,使紧密联合在一起的三个人,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一个第四者,具有何等的优势了。诚然,狄德罗和霍尔巴赫并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么十分毒辣阴谋的人,一个无此险恶,另一个无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们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脑子里想他的方案,对其他三人,只把他们必须知道才能配合执行的部分告诉他们。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获得这种配合,而全盘计谋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领相称的。

  自从我荣幸地见到这位忠厚的贵人以来,他曾遭到接二连三的丧事。一七六一年,他的不幸达到了极点:就仿佛命运给我准备的灾祸一定要从我所最依恋的、同时也最值得我依恋的人开始似的。第一年他失去了妹妹维尔罗瓦夫人;第二年失去了女儿罗拜克夫人;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他的孙子卢森堡伯爵,因而也就失去了他的宗支和姓氏的最后仅存的后嗣了。他以一种表面上的刚毅忍受着所有这些丧亡,但是他的心一直在暗中流血,终生不已,而他的身体也就一天天垮了下来。他的儿子的意外惨死特别使他伤心,因为国王那时刚刚恩准他的儿子,并且预许他的孙子世袭他的近卫军司令之职。而他这个最有希望的孙子,他又痛心地看到他慢慢地衰萎而亡了。这全怪做母亲的盲目信任那把药给他当饭吃的医生,结果就叫这可怜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唉!如果人家听了我的话,祖孙二人到现在还都健在呢。母亲迷信医生,对儿子的饮食禁忌太多,关于这种过分严酷的饮食制度,我有什么话没有当面或写信对元帅先生说尽啊,又有什么意见没有向蒙莫朗西夫人提过啊!卢森堡夫人的想法倒跟我一样,但又不愿侵犯母亲的权威;卢森堡先生为人温和而软弱,绝不喜欢拂逆别人的意志。蒙莫朗西夫人把波尔德奉为神明,结果就把儿子的命送掉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当他获得允许,眼布弗莱夫人到路易山向戴莱丝要点心吃,放些食物到他那长久挨饿的小胃里的时候,他是多么高兴呀!当我看到这样大的财富、这样高的门第、这样多的头衔和官爵的唯一继承人竟和乞丐一样贪婪地吞噬着一小块面包,我心里是多么嗟叹富贵尊荣的虚幻啊!然而,我说也是白说,做也是白做,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正是凭着这个高超的本领,感到他从我们双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优势,他就策划着要把我的名声彻底地毁灭掉,并给我制造一个截然相反的名声,而同时又不牵累到他自己。入手的办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阴影之墙,使我不可能凿通这道围墙来看见他的阴谋活动,揭开他的假面具。

  同样是对江湖医生的信任,先葬送了孙子,又为祖父挖掘坟墓;这里除对医生的迷信外还加上一种讳言衰老残疾的畏怯心情。卢森堡先生本来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痛,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害得他失眠并且有点发烧。我大胆说了痛风这个词,卢森堡夫人还骂了我一顿。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医生硬说不是痛风,并且用止痛膏把患处包扎起来。不幸得很,痛真是止住了,再痛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那个曾经止过病的老办法;体质亏了,病痛厉害了,药剂也就随着加强了。卢森堡夫人最后明白了,确实是痛风,便反对这种妄想奏效的医疗。人家却瞒住她照医下去,几年之后,卢森堡先生由于自己的过失,由于他固执地要把自己医好而死了。但是不要把许多不幸的事提前说得太早吧:在这个不幸之前我还有多少其他不幸的事要说啊!

  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必须蒙蔽那些配角,使他们看不见其中的不义之处。必须欺骗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身边拉开,不给我留下一个朋友,不论这朋友有无地位。无论如何,绝不能让半句真话透露到我的耳朵里。只要有一个仁人君子对我说:“你还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这样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据这个来评判你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么,真理就胜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这一点,担是他探测过自己的心,而且对人们的能耐估计得一清二楚。我为人类的光荣感到遗憾的是:他计算得太准确了。

  说也奇怪,凡是我所能说能做的一切,都仿佛注定要讨卢森堡夫人的不快,即使是在我最小心翼翼地要保持她的好感的时候。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感到的那些伤痛只能使我更加依恋他,因而也就更加依恋卢森堡夫人: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们夫妇俩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必然会扩及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元帅先生渐渐老了。他经常守在宫廷,因而就要时刻操心,还要不断地从猎,特别是他那司令部里公务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个青年人的精力才成,而我已经看不出他有什么必要继续费那么多精力去维持他的职位。他的官职将来都要分散出去,他的家支在他死后也就要绝嗣,他的那种辛勤生活,主要的目的原是想在君主面前保持恩宠,荫及子孙的,现在还有什么继续的必要呢?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着宫廷生活的劳累,俨然是一副亲属凋零的人灰心丧气的样子,我就大胆跟他谈到退休问题,向他提出当年西尼阿斯给皮洛斯的那个忠告。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但是卢森堡夫人一到跟我单独见面的时候,就气势汹汹地驳斥了我这个忠告,看来我这个忠告曾使她大起恐慌。她又补充了一个我感到非常正确的理由,使我永远不重弹这个调子了;她说,宫廷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时候,对卢森堡先生说来还是一种排遣愁绪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一种放逐,在这种放逐生活中,闲散无聊、忧愁烦闷,很快就会使他精力衰竭的。虽然她应该看出她已经使我心服口服,虽然她应该信得过我,我既然答应了不再提退休的事,就一定能说到做到,但是我觉得她始终还是不很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时起,我跟元帅先生个别谈话的时候少了,并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话头。

  他在地道中行走,要想脚步稳,就必须走得慢。他依计行事已经十二年了,而最困难的部分现在还有待完成,那就是欺骗整个社会。社会上还有许多只眼睛盯着他,比他所料想的要严密些。他就害怕这一点,所以还不敢把他的阴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是他已经找到了不太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把那股支配着我的势力拉进他的阴谋。在这股势力的支持下,他就可以向前迈进而少冒一些风险了。既然这股势力的爪牙们通常都不很以正直自炫,更不以坦率自豪,他就再也不怕有什么好人会泄漏风声了;因为他所特别需要的就是把我蒙在浓密的黑影之中,让他的阴谋永远不跟我打照面,他很知道,不论他的机关设置得多么巧妙,我也能一眼看穿。他最大的诡巧就是一面毁坏我的名声,一面又显得要顾全我,给他背信弃义的行为披上一件慷慨好义的外衣。

  一方面,我的笨拙和我的霉运就这样配合起来在她面前损害我,另一方面,她所常见到的而又是她所最喜爱的人们在这方面也对我没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布弗莱神父先生,这个丰采出众的青年人,我从来就看不出他对我怀有多大好感;不但他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唯一不对我表示丝毫关切的人,并且我似乎觉察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就在元帅夫人面前受到一点损失。说真的,即使他不愿意损害我,只要他在场也就够了,因为他那乖巧言行的风韵和趣味使我那严重的spropositi(愚蠢言行)显得格外触目。头两年他差不多就没有到蒙莫朗西来过;我蒙元帅夫人厚待,还勉强维持得象个样儿,但是他来得次数多一点,我就无可挽回地被压倒了。我倒很想钻到他的卵翼之下,力求使他对我友好,但是,蠢脾气使我需要博得他的欢心时反而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为讨他的欢心而笨拙地做出来的事,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彻底失宠了,而在他跟前却对我毫无益处。以他那样的颖慧,原该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但是他既不能专心钻研,又喜欢游乐,这就只能使他在各方面都仅仅一知半解。可是,好处也就在他的一知半解很多,要在上流社会里出头露面,所需要的也只是如此而已。他的小诗做得很好,信也写得很好,西斯特尔琴也能胡乱弹几下,彩铅画也能涂几笔。他想起要给卢森堡夫人画像:这幅像可画得真吓坏人。她认为这幅像一点也不象她,这倒是事实。这个阴险的神父却偏要问我;我这个傻瓜,这个撒谎者,却说画得挺象。我原是想讨神父的好,可就讨不到元帅夫人的好了,她在她的记过簿子上又给我记上了这一笔;而神父呢,耍了我这一手之后,就嘲笑我。我也是年老才学卖乖,经过这件事以后,可就学到别再不顾自己有无此本领而妄想乱捧乱拍了。

  通过霍尔巴赫那个小集团的暗中指责,我感觉到这套计谋的初步效果,却不可能知道、乃至不可能推测到那些指责的内容究竟如何。德莱尔在他历次的信里都对我说,人家把许多罪恶都栽在我的头上;狄德罗也告诉过我,不过更加神秘些;而当我向这两个人追问的时候,又都不外乎上述的那几条罪状。我在乌德托夫人的历次来函中感觉到她对我逐渐冷淡了。我又不能把这冷淡归咎于圣朗拜尔,因为圣朗拜尔还以同样的友情继续给我写信,甚至远行归来后还来看我。我也不能归咎于自己,既然我们分手时彼此都很满意,分手后在我这方面除搬出退隐庐外又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搬出退隐庐,她自己也觉得是必要的。因此,这种冷淡——她并不肯承认,但是我的心是骗不过去的——我既不知道何所归咎,就对一切都感到惴惴不安了。我知道她是极端敷衍她的嫂子和格里姆的;因为他们俩跟圣朗拜尔都有关系;我生怕他们俩在捣鬼。这种极度不安的心情又揭开了我的疮疤,使得我写起信来总是牢骚满纸,竟至叫她完全讨厌我的信了。我隐约望见无数令人痛心的事,却又一点也看不清楚。我陷入了对一个想象力极其敏感的人来说是最难以忍受的境地。如果我一直是完全孤独的,如果我索性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会平静一些的,但是我的心仍然是旧情难舍,而我的仇敌们就抓住我这点旧情,造成无数的口实来攻击我。透进我的幽居的那点微光,我只能看到人们瞒住我的那些神秘勾当的黑暗。

  我的才能就是对人们说些有益而逆耳的真理,并且说得相当有分量,相当有勇气;我原该以此为满足的。我生来就不会阿谀逢迎,就连赞美别人也不会,我想赞美别人时的那种笨拙劲儿比起我批评别人时的那种尖刻劲儿还更叫我吃亏。我可以在这里举出一个可怕的例子来,它的后果不但影响了我后半生的命运,也许还要决定我身后的名声。

  我生性是开朗、坦白的,正因为我不能掩饰自己的感情,所以我对于人家将感情向我掩饰起来也就疑虑万端;对这样一种天性的人说来,我当时的苦恼真是太大、太难以忍受了。如果不是万分侥幸地又遇到一些事,足够牵住我的心灵,对于我这些摆脱不开的心事,构成一种有益的排遣的话,我无疑会苦恼而死的。上次狄德罗到退隐庐来看我的时候,曾对我谈到达朗贝在《百科全书》里写的《日内瓦》那篇文章。他告诉我说,这篇文章是与日内瓦的上流社会人士商量好的,目的是要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剧场;人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剧场的修建不久就会进行。狄德罗觉得这一切都很好,对它的成功毫不怀疑,而我当时跟他争辩的事太多,不愿在这件事上又发生争辩,所以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我对人家在我的祖国所要的这一套诱惑手腕感到愤慨,所以我急待载有这篇文章的那本《百科全书》出版,看看有无办法写篇答复,好对这不幸的一着防患于未然。我住到路易山不久就收到了这本书,发现那篇文章写得既巧妙又有艺术,不愧为该文作者的手笔。然而,这并不能转移我打算驳斥的意图;尽管我当时心灰意冷,尽管我忧愁多病,天气严寒,再加上新居不便,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我还是拿起了笔,凭着我一片热诚,克服了一切困难。

  在卢森堡夫妇来蒙莫朗西小住时期,舒瓦瑟尔先生有时也到府第里来用晚餐。有一天他来到府第,正赶上我从府第出去。他们就谈起我来了。卢森堡先生对他说了我在威尼斯跟蒙太居先生共事的那段经历。舒瓦瑟尔先生说我丢开这个职业很可借,如果我还愿意回去的话,他非常愿意为我安排。卢森堡先生把这番话对我说了,我对此特别感动,因为我还没有接受大臣宠爱的习惯;尽管我已经屡下决心,但是如果我的健康状况能容许我考虑这件事的话,我自己也不敢担保真能避免再干那种傻事。当没有任何别的激情占据我的心灵的时候,雄心壮志在我心中也只能转瞬即逝,但就是这一瞬间也足以叫我去重温旧梦了。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美意既然使我对他有了感情,也就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仰,因为他当大臣以来的若干措施早已使我对他的才具起了敬仰之心,特别是那个《家族协定》,我觉得这正表明他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思想里还占着另一个便宜,就是我一向瞧不起他的前任各大臣,就连蓬巴杜尔夫人也不例外,因为我一向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说她或他两人之中一定要有一个排挤掉另一个的时候,我认为祷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祷祝法国的光荣。我从来都是对蓬巴杜尔夫人存有反感的,甚至远在她发迹之前,当我在波普利尼埃尔夫人家里见到她、而她还叫埃蒂奥尔夫人的时候就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不满意她在狄德罗问题上的沉默,以及她在与我有关的《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诗神》和《乡村卜师》等问题上的态度。歌剧《乡村卜师》,不论是哪一种收入,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应的利益;而且,在任何场合,我总发现她很不愿为我帮忙,而罗伦齐骑士还是向我建议,劝我写点东西颂扬这位贵妇人,暗示这样于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

  在一个相当严酷的冬季,在二月的天气里,在上述的那种种状况下,我天天跑到我住的那个园子尽头的一座四面通风的碉楼里,早晨呆两个钟头,午饭后又呆两个钟头。这座碉楼在一条台坡路的尽头,俯瞰蒙莫朗西的幽谷和池塘,远望则见那座简朴而可敬的圣·格拉田城堡,这是贤德的加狄拿退隐之所。就是在这个当时冷得象冰窖一般的地方,既无屏障以蔽风雪,又除我心头的热情外别无其他取暖之物,我只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成了我那篇《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这是我写作时感到了乐趣的第一篇作品(当时《朱丽》连一半还没有写完)。直到那时为止,都是道德的愤激之情做了我的阿波罗,而这一次做我的阿波罗的则是温存敦厚之心。以前只是从旁见到的那许多不平激起我的恼怒;此时是以我自己为对象的不平引起我的悲哀,而这种不含恼怒的悲哀,只是一颗太多情、太软弱的心被它原以为品质相同的心欺骗了以后而不得已收敛时所感到的那种悲哀罢了。我的心当时还充满着我新近所遭受到的一切,同时那么多的激烈动荡也都余波未平,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苦痛感觉和思考主题时所产生的概念都一下子混合起来了;在我的作品中也就可以感到这种混合的影响。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里把我当时的处境描写了出来;我在里面刻划了格里姆、埃皮奈夫人、乌德托夫人、圣朗拜尔和我自己。我写这部作品时曾流了多少甘美的眼泪啊!唉!人们在这部作品里很容易感觉到,爱情,我所努力医治的那个致命的爱情,还没有从我心里排除出去。在这一切当中,还掺杂有我的自怜之感,因为我那时觉得自已奄奄待毙,以为这就是我向公众的最后一次告别了。我绝不是怕死,我看到死朝渐近,反而感到快乐;但是我惋惜我离开人群而人群还没有感到我的全部价值,还不晓得如果他们知我较深的话,我是多么值得为他们所爱。这就是弥漫在我这篇作品里的那种特殊笔调的秘密原因,这种笔调跟前一部作品的笔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的霉运之一是总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总可以避免这个霉运了。其实不然:霉运仍然钉住我。卢森堡夫人,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这种毛病的。但是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这种毛病,她写了一个散文悲剧,先在孔蒂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和吹嘘过,有这么多的赞赏她还不满足,还要问问我的意见,想得到我的赞赏。我的赞赏她是得到了,可是温和得很,恰如作品所应该获得的那样。此外,我还觉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她那个叫做《豪迈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很知名,可是译出来了,题为《奥罗诺哥》。布弗莱夫人谢谢我的意见,一面却又向我保证说,她的剧本和另外那一个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剽窃,我除对她一人说过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别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尽了她强使我尽的责任罢了;从那时起我就时常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尽责的那种后果。

  我正在修改并誉清这封长函并准备把它付印的时候,忽然在长久无消息之后收到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封信,这封信又使我陷入了新的悲痛,陷入了我生平最伤心的悲痛。她在这封信(乙札,第三四号)里对我说:我对她的热恋全巴黎都知道了,是我一定告诉了一些什么人后才宣扬出去的;这些风声传到她的情人的耳朵里,几乎使他送了命;最后他总算了解了她。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但是,为对他负责,也对她自己和她的名誉负责,她必须跟我断绝一切关系;不过她还保证,他们俩都永远不会中止对我的关怀;他们将在社会上为我辩护、她还将不时地派人来探听我的消息。

  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你也在内呀,狄德罗!名不符实的朋友!……”我叫了起来。然而我还不能下决心去谴责他。我这个弱点也还有别人知道,可能是别人要他说出来的。我想怀疑……,但是很快我就不能怀疑了。不久之后,圣朗拜尔就做出一件事来,不愧是他的豁达大度的一种表现。他充分了解我的心,看到我被一部分朋友出卖了,又被另一部分朋友抛弃了,就推测到我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境况之中。他来看我了,第一次他没有多少工夫跟我谈,第二次他又来了。不幸得很,我不知道他要来,没有在家。戴莱丝在家,跟他谈了两个多钟头,在这次谈话中,他们彼此都说明了一些事实,是他和我都有必要知道的。我从他口里知道,社会上没有人怀疑我曾经跟埃皮奈夫人有过现在格里姆和她那样的关系,而我当时的惊讶,也只有他自己听到这个流言竟然会毫无根据时所感到的惊讶可以与之相比。圣朗拜尔也曾使那位夫人大为不快,他在这方面的遭遇也和我完全相同。这次谈话揭出来的一切真象,把我跟她决裂后的后悔心情完全消除净尽了。关于乌德托夫人的事,他对戴莱丝说明了好几个细节,而这些情节,戴莱丝固然不知道,连乌德托夫人本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一人知道,并且我也只告诉过狄德罗一人,请他以友谊为重,替我保守秘密,而他就单单选定了圣朗拜尔,把我这个秘密当作私房话告诉他了。这样一来。我就下定决心和狄德罗永远绝交。决心既定,我就考虑该用什么方式绝交才好,因为我早就发现,暗地绝交反而于我不利,因为这种绝交把友谊的假面具留给我那些最险恶的仇人。

  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这样孤立无援还不够,又在她的家里结了仇敌。这个仇敌,只有一个,可是,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就抵得上一百个了。这个仇敌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来看我,并且还多次邀我到维尔罗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极为礼貌,他就把这种含糊的答复当作同意,因而邀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个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许我出去走动而不发生危险,所以我就请卢森堡先生烦神代我谢绝了。人们从他的复信(丁札,第三号)里就可以看出他是极其恳切殷勤的,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并不因此就不对我厚爱如前。他的侄子兼继承人、那年青的维尔罗瓦侯爵对我就没有他的伯父待我的那种美意了,同时,我承认,我对他也没有象对他的伯父那样敬仰。他那种轻浮的态度叫我感到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了他的憎恨。有天晚上他甚至在餐席上还捉弄了我一下,由于我蠢,沉不住气,应付得很不好,而我一发怒,我那点儿机智不但不见增长,反而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有一只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刚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送给我的,我管它叫“公爵”。这只狗并不好看,可是在它那一种里还很罕见,我把它当成我的伴侣和朋友,并且毫无疑问,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还更配称为朋友。由于它禀性对人亲热,又有感情,我们彼此又互相依恋,它便在蒙莫朗西府里出名了;但是出于一种很愚蠢的顾忌心理,我又把它的名字改为“土耳其人”,其实有无数的狗都叫作“侯爵”,也没见过哪一个侯爵为此而生气的。维尔罗瓦侯爵知道这个改名字的事,便向我紧紧迫问,以至我不得不当席把我做过的事叙述一篇。在这段故事里,“公爵”的名字之所以有侮辱意味,不在于给狗取了这个名字,而在于给它取消了这个名字。最糟的是当时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是未来的公爵——今天他就是公爵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从他给我造成的窘态以及这窘态所产生的后果中取乐。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的伯母为这事把他臭骂了一顿;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顿臭骂,假使实有其事,是不是会有助于改善他跟我的关系的。

  关于绝交,社会上有些所谓既成准则,这些准则似乎都是根据骗人与卖友的精神定出来的。你已经不是某人的朋友了,却还显出是某人的朋友的样子,这就是你想留一手儿,好欺骗老实人以便来损害某人。我还记得,当那位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和杜尔纳明神父绝交的时候,他赶快公开声明,对任何人都说:“杜尔纳明神父谈我或我谈杜尔纳明神父,你们都不要听,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这一举动曾大受赞赏,大家都夸奖他的坦率与豪迈。我对狄德罗也决计学这个榜样;但是我怎么能从我的隐居之地把这个绝交决定公开出去,既明确无疑而又不引起人言啧啧呢?我就想起在我这篇作品里,以附注的形式把《教士书》中的一段话插进去,用这段话宣布这个绝交,甚至连原因都说了出来,对任何了解内情的人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对局外人则毫无意义;此外,在这篇作品里,我还特别留心,每提到我所抛弃的这个朋友,总还是带着人们即使在友情熄灭之后还应该对旧友永远保持的那种敬意。这一切,人们读到这篇作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无论是在卢森堡公馆还是在老圣堂区,只有罗伦齐骑士帮我对付那么多敌人。罗伦齐骑士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与达朗贝相交更密,他就是凭达朗贝的保护才在女人们面前充起大几何学家来的。此外他向布弗莱伯爵夫人献殷勤,或者毋宁说是甘愿受她摆布的,而伯爵夫人本人就是达朗贝的好朋友;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也只以她的思想为思想。所以,不但我在外界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消我的笨拙,维持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的关系。而且凡是她身边的一切都仿佛配合起来,要在她的心目中损害我。然而,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出版《爱弥儿》之外,她在那个时期还给了我另一个关切和感情的表示,使我相信,即使她对我感到厌倦,却还保持着、并且还将永远保持着她那么再三再四向我保证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天下事有幸有不幸。人倒了霉,仿佛任何勇敢行为都成了罪状。同样一件事,孟德斯鸠做了,人家就赞美,我做了,就只能引起呵斥和责难。我的作品印出来后,我刚收到一批样本,就寄了一本给圣朗拜尔,因为他头天晚上还以乌德托夫人和他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充满最缠绵的友情的信给我呢(乙札,第三七号)。请看他把赠书退还给我时的这封信吧(乙札,第三八号):

  有了可以从她那方面期望这种友情的信心,我就在她面前开始把我的一切过错都坦白出来,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我交朋友有个牢不可破的原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正确地显示我的真面目,不要显得比实际好些或坏些。我向她说明了我跟戴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连我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方式也没有隐讳起来。她听了我忏悔的这些事,表示的态度很好,甚至太好了,免了我所应受的谴责;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看到她对戴莱丝表示出的种种盛情,送些小礼物呀,派人找她呀,敦促她去看她呀,以百般的爱抚接待她呀,屡次当着大家的面拥抱她呀等等。那可怜的女孩子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而我当然也有同感。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样对我恩厚至极地推爱于她,使我受到的感动比他们直接爱我还要深切得多。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日,于奥博纳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元帅夫人后来又恩厚到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里放过一个号码,就问我要这个号码底子,我就交给她了。为了这次认领,她把她的贴身侍役又是她的心腹人拉·罗什派了去。拉·罗什白白地进行了许多调查,虽然事隔不过十二年或十四年,结果却一无所得;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得好的话,如果调查认真进行的话,那号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样,这次认领失败并未使我怎样不快,假使我从这孩子出生时起就注视着他的命运,我还会更不快呢。而且万一人家根据线索,随便拿一个孩子算作我的,我心里一定会问这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人家换了一个假的呢。这种怀疑会使我因无法断定而心中难受,我也就不能领略到真正的自然情感的全部美妙:要想维持这种情感,是需要双方朝夕相处的,至少是在孩子的童年时代。孩子你并不认识,又长期不在身边,这就会削弱、终至破坏你为父母的感情,你永远不会对放在别人家里奶大的孩子和放在身边养大的孩子同样疼爱。我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就过错的后果方面来说,能够减轻我的过错,但是就过错的动机方面来说,又加重了我的过错。

  真的,先生,我不能接受你刚给我寄来的这个赠品。当我看到你在序言里为狄德罗引用的那段《传道书》(他弄错了,是《教士书》),书就从我的手里掉下去了。经过今年夏天的几次谈话之后,我觉得你似乎已经确信狄德罗是无辜的,你怪他的那些所谓泄漏秘密的事都是放不到他头上的了。他可能有些对不起你的地方:这一点,我不知道;但是我清楚知道那些对不起你的地方并不能使你有权给他一个公开的侮辱。你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所遭受的迫害,而你还要把一个旧友的怨言杂到忌妒者的叫嚣中去。不瞒你说,先生,这种残酷的行为是多么使我愤愤不平。我跟狄德罗相处并不亲密,但是我尊敬他,这个人,你在我面前一直只怪他有点儿软弱,而你现在竟使他这样苦恼。先生,我们俩在为人处世的原则上太不同了,所以永远不能相投。请忘掉我的存在吧,这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我对别人,从来也没有做过什么能使他们永志不忘的好事或坏事。我呢,先生,我向你许愿,我将忘掉你这个人,只记住你的那些才华。

  有件事提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这个拉·罗什,由于戴莱丝的介绍,又跟勒·瓦瑟太太认识了。勒·瓦瑟太太还是由格里姆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就是托拉·罗什先生继续交钱给这个女人的,一直没有断过,并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些礼物给她;因此她虽然常常诉苦,处境却绝不会困难。至于格里姆,因为我绝不喜欢谈起我应该恨的人,所以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谈到他;但是她有好几次逗引我谈他,却又不告诉我她对这个人的观感如何,也始终不让我猜透这个人和她是否相识。你所爱的人们对你毫无保留,而你对他们却持着保留态度,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合我的口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有时就不免想起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不过那也只是在别的事情使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才是这样。

  我读了这封信,愤慨有过于痛心;在我痛苦到极点的时候,我终于又恢复了我的自豪感,给他的复信如下: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就没有听人说起了;最后我总算得悉,交易是在巴黎跟书商迪舍纳谈妥的,又通过迪舍纳,跟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谈妥了。卢森堡夫人把我跟迪舍纳要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了我,叫我签字。我一看字迹,就认得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不亲笔给我写信时替他代笔的那个人的手迹。我深信我的合同是经过这位官员核准,并且由他看着订立的,这就使我满怀信任地签了约。迪舍纳为这部稿子,应付我六千法郎,先付半数,还有,我记得似乎是一百或两百部书。我签了约之后,就把一式两份都如卢森堡夫人所愿寄还给她。她把一份交给迪舍纳,自己留了另外那一份,没有再寄回给我,后来我一直就没有再见到过。

  一七五八年十月十一日,于蒙莫朗西

  我认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便对我的隐遁计划多少起了些牵制作用,但是并没有使我放弃这个计划。就是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诚感情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事关系;我感到的全部困难,就是怎样才能把这种感情和一种较合我的口味、较不违反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费尽心思照顾我的身体,但是那种拘束和那些晚宴还是使我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他们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方说,每天晚饭后,元帅先生要早睡,总是不管好歹就把我带走,让我也去睡觉。只是在我的灾难临头之前不多时,不知为什么他才停止了这种关注。

  先生,在拜读你的来信时,我为自己的惊讶向你表示敬意,而且我还傻得居然为之感动,但是现在我觉得你这信是不值一复的。

  甚至在发觉元帅夫人冷淡之前,我就想执行我原先的那个计划,免得陷于这种处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最后修订了《社会契约论》,并且把它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许不应该漏掉一件跟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是把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给迪瓦赞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祈祷师,有时来看我,跟雷伊有联系,所以就负责把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体积很小,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关吏手里了,关吏打开了包,检查了一下,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回的时候,就还给他了,这就使他自己也有可能读到这部稿子,他曾天真地告诉我说他是这样做了的,并且极口称赞这部作品,没有说半句批评或指摘的话,毫无疑问,心里是准备等作品出版后再为基督教报仇的。他把稿子封好,寄给了雷伊。他在写信给我报告经过情形时大致就是这样说的,而我对这件事所知道的情况也就是如此而已。

  我不愿意继续为乌德托夫人抄缮了。如果已抄缮的部分她觉得不宜于保存,她尽可以还给我。我把钱还给她。如果她要保存已抄部分,就该派人来把剩下的纸张和钱都拿回去。我请她把存在她手里的那份大纲也同时还给我。别了,先生。

  除了这两本书和我的《音乐辞典》(我一直是不时搞这部书的)以外,我还有别的几部次要的作品,都整理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出版,我准备把它们印出来,或用单行本,或者,如果我有一天出全集的话,就放在我的全集里。这些作品现在大部分都还是手稿。存在佩鲁手里,主要是一部《语言起源论》,这部稿子我请马勒赛尔卜先生看过,也请罗伦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算了算,所有这些收入加起来,除了一应开支,至少可以使我得到一笔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资金,我要以我和戴莱丝两人的名义把这笔资金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然后,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俩就一同到外省的边远地区去生活,不再让大众为我操心,我自己也不再操心别的事情,只求安安静静地了此一生,一面继续在我的周围做力所能及的一切善事,从从容容地写我沉思已久的回忆录。

  在不幸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通常总是使卑怯的心灵恼怒,而使高尚的心灵喜悦的。我这封信似乎使圣朗拜尔醒悟过来了,对他所做的事感到后悔;但是,他太骄傲了,所以不便公开承认,于是抓住了也许是制造了一个机会,来缓和他所给我的打击。两星期后,我收到埃皮奈先生的下面这封信(乙札,第一号):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而雷伊的慷慨好义——这是我不应该略而不谈的——使这个计划易于执行。这个书商,人家在巴黎对我说了他那么多的坏话,然而却在我与之打过交道的所有书商中,是唯一使我要永远自庆得人的。诚然,我们为我的作品的印行常常争吵;他很不经心,我又好发脾气。但是在金钱方面,以及与金钱有关的问题上,尽管我跟他从来没有订过什么正式契约,我始终觉得他是很严格、很公正的。甚至也只有他一人曾坦白地向我承认,他跟我合作,生意做得很好;并且他常对我说,亏了我,他才发了财,愿意把发的财分给我一份。他不能直接向我报恩,便要在我的女总督身上表示对我的感谢:他赠给她一笔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载明是为了报答我为他取得的好处的。这是我们两人办的事,没有炫耀,没有矜夸,没有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他这种态度太使我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对雷伊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友情。若干时之后,他又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现在,在人家把我逼到的这种境遇里,我的遗憾之一是,我被剥夺了使我的感情稍稍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的机会。为什么我对这位书商质朴的慷慨行为就这样知所感戴,而对那么多阔老的喧噪的高情厚谊就无动于衷呢?他们大张旗鼓地叫嚷他们如何有赐于我,把天都震坍了,而我却无动于衷,这是他们的过错呢,还是我的过错呢?是他们只知道虚妄矜夸呢,还是我专会忘恩负义呢?明达的读者啊,你衡量吧,你决定吧;我呢,我不说了。

  二十六日,星期四

  这笔年金对戴菜丝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资源,对于我的负担是一个很大的减轻。但是,我可没有为我自己而直接利用这笔年金,凡是人家给她的赠礼,我都从不沾手,一直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银钱的时候,总是忠实地为她记账,从来不拿出半文钱来作共同开支,即使是在她比我更富裕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就是我们两人的”,我对她说,“你的就是你一个人的。”我经常把这个原则对她讲,也从来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行事的。有人竟那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来接受我亲自拒绝的东西,毫无疑问,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们太不认识我了。如果是她挣来的面包,我是乐意跟她同吃的,但是我绝不愿意同吃人家给她的面包。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请她来为我作证,将来,按照自然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还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得很,她在各方面都不很懂得节约,不很仔细,很会花钱,倒不是由于虚荣,也不是由于贪吃,唯一的原因就是漫不经心。在这个尘世上谁也不是完人;既然她那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我就宁愿她有些缺点,而不愿她有恶习,虽然这些缺点也许给我们俩造成了更多的损害。我为她,也和当年为妈妈一样,操了许多心,想为她积蓄一点,以便有朝一日作她的生活资源。我操的这些心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些操心始终是白费了。她们两人都从不计算计算;尽管我万分努力,总归是来多少就去多少。不管戴荣丝穿得多么简朴,雷伊的年金从来也不够她穿的,我每年还得拿我的钱贴补她。不论她或我,我们俩生来就不是当财主的,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一点算在我们的种种不幸之内。

  先生,你惠赠的书收到了;我读着非常高兴。凡是从你笔下出来的著作,我读着总是感到同样的喜悦。请接受我的谢忱。如果我的事务容许我在你邻近的地方住一些时候的话,我早就登门致谢了,不巧的是今年我住在舍弗莱特的时间很少。杜宾先生和夫人要我下星期日在会弗莱特请他们吃饭。我打算还邀请圣朗拜尔、弗兰格耶两先生和乌德托夫人跟他们同席。如果你也肯来的话,先生,那我就欣幸之至了。我请的客人都希望你来,如果那他们能跟你一同度过一部分时间,一定也和我一样感到十分欣幸的。顺致敬意。

  《社会契约论》印得相当快。《爱弥儿》就不是这样了,我是等《爱弥儿》出版后再来执行我所考虑的隐遁计划的。迪舍纳不时寄来一些样版让我选择;我选定了,他还不开始印刷,又给我寄些别的样版来。当我们最后对版本大小、对字体都完全决定好了,而且已经印出几页的时候,我在校样上稍微改动一下,他又把全部校样拿来重新开始。六个月后,进展连第一天都还不如。在历次试印的过程中,我明白地看出了,作品既在荷兰印,也在法国印,两版同时进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我的手稿的主人了。我不但没有插手法国版,而且还始终是反对在法国出版的;可是既然这一版不管我愿不愿意是在进行着,既然它为另外那一版做样子,我就必须注意它一下,看看样张,不要让人家把我的书弄得残缺不全,不成样子。而且,作品完全是在主管官的同意之下印的,差不多就是他自己在指挥工作,他又时常写信给我,甚至为这问题还来看过我。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一会儿再谈。

  这封信真叫我心跳得厉害。一年来我已经成了巴黎的新闻了,一想到要我去跟乌德托夫人面对面地摆出来给人家看,我就浑身发抖,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勇气去经受这场考验。然而,既然她和圣朗拜尔都一定要这样,既然埃皮奈是代表全体客人说话,既然他所提到的客人没有一个不是我想见面的,我就觉得,归根结蒂,接受一次可以说被大家邀请去的晚宴,总不会叫我怎样难堪的。因此我答应了。星期日,天气很坏。埃友奈先生派自己的车来接我,我就去了。

  这方面迪舍纳跟乌龟一样爬,那方面内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行得更慢,人家不是忠实地把样张随印随寄给他。他在迪舍纳的行径里,也就是说在居伊的行径里(因为居伊代迪舍纳印刷)发现他居心不良;他看人家不履行契约,就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向我诉苦,我自己一肚子苦都没有办法,对他就更爱莫能助了。内奥姆的朋友盖兰当时常跟我见面,不断跟我谈这部书,但始终持着最大的保留态度。他又知道又不知道这部书在法国印刷,他又知道又不知道主管官也插手其间。他为这部书行将给我带来的麻烦向我表示同情,同时又仿佛怪我太不谨慎,而又绝不肯说出究竟不谨慎在哪里。他一个劲儿绕着弯子说话,左遮右闪,似乎只是为了要套我的话才开口。我那时觉得自己太保险了,所以还笑他在这件事上所用的那种圆滑而神秘的口吻呢,认为那是一种从大臣和官僚那里学来的癖性,因为他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我自己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因而十分放心,同时又深信它不但获得了主管官的同意与保护,甚至还值得受并且实际上也受到了主管部门的照顾,所以我暗自庆幸我有勇气把事情做好,同时还笑我那些仿佛在为我担忧的胆怯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那么坚信作品本身的有益和它那些保护人的公正的话,我对他的正直与见识的信任是可能使我也跟他一样惊慌起来的。正当《爱弥儿》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伊先生家里来看我,跟我谈起这部书。我就把《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念给他听,他很安静地听了,似乎还很欣赏。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怎么!公民!这就是在巴黎印的书里的一部分?”“是呀,”我对他说,“人们简直可以用国王的命令在卢佛宫里印呢。”“我同意你这种想法,”他对我说,“但是请你照顾我一点,别告诉任何人说你曾把这篇文章读给我听过。”这种惊人的措词使我愕然,却并没有使我惊慌。我知道杜克洛常跟马勒赛尔卜先生见面,我很难设想他们两个人怎么在同一问题上所想的就那么不同。

  我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我从来没受到比这更亲热的接待。看来,全堂宾客都感到我是多么需要得到鼓舞和安慰啊。也只有法国人的心才懂得这种体贴入微的感情。然而我见到的客人比我所预料的要多:其中有乌德托伯爵,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伯爵的妹妹伯兰维尔夫人,是我以不见为妙的。她上年到奥博纳来过好几次;她的嫂子在我们俩独自散步的时候常让她一个人等得不耐烦,她心里早就对我不满,这次在席上可就能痛痛快快地出气了。可以想见,有乌德托伯爵和圣朗拜尔在场,嘲笑的人是不会站在我这一边的,而且,象我这样一个在最随便的谈话中都还感到尴尬的人,在这种谈话里自然是不会很神气的。我从来没有感到那么难受,显得那么手足无措,受到那么意外的奚落。最后总算散席了,我赶快离开了那个泼妇,我高兴地看到圣朗拜尔和乌德托夫人走到我跟前来,我们在一起消磨了下午的一部分时间,谈的诚然都是些无所谓的事,但是毫不拘礼,跟在我走入歧途之前完全一样。这种友好态度不可能不使我受到感动,如果圣朗拜尔能看见我的心的话,他一定也会感到满意的。我可以发誓,虽然我来的时候一看见乌德托夫人心跳得几乎晕了过去,我走的时候,差不多连想也不想她了。我满心只想着圣朗拜尔。

  我住在蒙莫朗西已经四年多了,却从来没有过一天好的身体。虽然那里空气绝佳,水却很坏,这很可能就是促使我那惯发的病痛日趋恶化的原因之一。快到一七六一年秋末的时候,我完全病倒了,整个冬天都在苦痛中度过,几乎就没有一会儿轻松过。肉体上的痛苦被无数的忧虑加剧了,转而又使这些忧虑在我的心上更加沉重。若干时以来,有些朦胧而阴暗的预感扰乱着我的心曲,却又不知道为的是什么。我收到一些相当离奇的匿名信,甚至还有些署名的信也同样离奇。我收到巴黎议院一位参议员的一封信,他不满现行的社会制度,预料后果绝不会好。请我指教他选择一条退路,到日内瓦还是到瑞士,好让他全家去退隐。我又收到某议院的司法院长某先生的一封信,他建议我为这个司法院——它当时与宫廷不和——草拟些备忘录和谏书,愿意为我提供所需的一切文件和资料。我有病痛的时候总是容易发脾气的。我收到这些信的时候脾气就不好,所以在回信中也就发作起来了,干脆拒绝了人家的要求。当然,我所引以自责的并不是这个拒绝本身,因为那些信可能都是我的敌人所布置的陷阶,而且人家所求于我的都是违反我绝对不愿背弃的原则的,而是我原可婉言拒绝,却粗声厉气地拒绝了,这就是我不对的地方。

  这次晚宴,虽然有伯兰维尔夫人的恶意揶揄,还是对我大有好处,我深自庆幸不曾谢却。我在这次晚宴中不但看出了格里姆和霍尔巴赫一伙的那许多阴谋活动都没有把我的旧交踉我离间开;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乌德托夫人和圣朗拜尔的感情并没有象我原先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变化。最后我了解到,圣朗拜尔之所以要使乌德托夫人跟我疏远,出于醋意者多,出于鄙视者少。这就使我得到了安慰,也使我安了心。我既确实知道,在我所敬仰的人们面前,我并不是一个藐视的对象,我也就比以前更有勇气,更加成功地努力克制我自己的感情。固然,我没有能够把我心里那种有罪的、不幸的痴情完全扑灭,但至少我把那残余的痴情控制住了,所以从那时起这点余情就不曾使我再犯错误。乌德托夫人要我继续抄写的那些稿子和我继续寄赠她的那些新出版的作品,都还不时地从她那里给我带来若干信息和短笺,诚然都无关紧要,但也却美意殷勤。她并且还有进一步的表示,人们在下文就可以看到;在我们断绝往来之后,我们三人之间彼此相处的态度足为正人君子在彼此不宜相见时如何分手树立楷模。

  人们在我的文件里还能找到我方才说的那两封信。参议员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也和他一样,也和很多人一样,认为那腐朽的制度在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会崩溃。由于政府措施失当而招来的一场不幸的战争所引起的重重灾难;财政上难以置信的紊乱;行政界的不断倾轧——当时行政权分掌在公开互相攻击的两三个大臣手里,他们为了你害我,我害你,不惜使王国垮台;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的普遍不满;还有一个顽固的女人,她如果有点头脑的话,也把这点头脑用在个人的好恶上了;她差不多总是把最有能力的人从工作岗位上踢开,以便安插最能得她欢心的人——所有这一切都加在一起证明那位参议员、社会大众以及我个人的预见的正确。这种预见甚至也使得我自己多次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也应该在那些似乎威胁着王国的动乱爆发之前跑到王国以外去找个栖身之处;但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孑然一身,又秉性和平,相信在我所愿意过的这种孤独生活之中,任何风暴都不会打到我头上来的。我遗憾的只是,在这种局势之下,卢森堡先生接受了一些会使他在政府中失去声望的任务。我倒很愿意他在这方面为自己留点儿退路,以防这个庞大的机器一旦如当时似乎令人可虑的那样垮下来;就是现在,我还觉得,如果政权不是最后落到一个人手里的话,法国专制政体一定是早已陷入绝境了。

  这次宴会给我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巴黎都谈到它,它为我作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辟谣机会;本来我那些仇敌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早就跟那天所有参加宴会的人,特别是跟埃皮奈先生,都无可挽回地闹翻了。其实我在离开退隐庐的时候还给埃皮奈先生写过一封很客气的谢函,他回信也同样客气,彼此礼敬之意一直不曾断绝,甚至他的兄弟拉利夫还到蒙莫朗西来看过我,并且还把他的版画寄给我。除了乌德托夫人的一姑一嫂外,我跟那家的人没有一个处得不好的。

  一方面,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另一方面,《爱弥儿》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来,最后完全停顿了,而我无法打听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写信给我,也不肯复我的信,我又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无法了解情况,因为马勒赛尔卜先生当时正在乡下。不问是什么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么加回事,我就不会慌乱,不会气馁;但是我生来就害怕黑暗,我害怕并且恨黑暗的那种阴森森的样子,神秘永远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谨慎的程度,神秘与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觉得,在白天,最狰狞的怪物形象都不会使我怎样惊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里看到一个人以白布蒙头,就会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这个长期的沉默煽动起来,就在我眼前画出许多鬼影。我越是关心我这部最后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碍出版的原因;我对任何事情都是走极端的,所以我在这部书印刷的停顿之中,就以为看到了它的被取缔。然而,我既想象不出为什么要取缔,又想象不出是怎样被取缔的,所以我就陷于最难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给居伊,给马勒赛尔卜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没有按我预期的时间到,我就完全慌乱和发狂了。不幸得很,就在这时候听说耶稣会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谈到《爱弥儿》,甚至还引用过几段。我的想象力登时就象闪电一般奔腾起来,把那不义的神秘给我整个揭开了:我看到那神秘的进程,就和神灵给我启示了一样,又清楚、又确实。我想象那些耶稣会教士在看到我论中学时所用的那种鄙视的语气便暴跳如雷,夺去了我的作品;阻碍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们;他们从他们的朋友盖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预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当时对此也不怀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时候,存心要阉割、篡改我的作品,给我伪造些与我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好达到他们的目的。说来也真惊人,有多少事实和情节都跑到我的脑子里来印证这种疯狂的想法,使它显得活龙活现。啊!岂止是活龙活现!简直显得我那种想法有根有据,象明摆着似的。盖兰已经完全投向耶稣会教士了,我是晓得的。我就认为他以前向我要求结交的表示都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当初敦促我跟内奥姆订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动的,他们就是通过内奥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头几负,后来他们又想办法把迪舍纳那里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许还夺去了我的手稿,以便从从容容地搞些鬼把戏,等我死了,好让他们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们的意思篡改后再发表出来。我一直感觉到,不管贝蒂埃神父怎样巧言令色,耶稣会教士全都是不喜欢我的,不但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而且因为我的全部观点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义更加违反他们的教义和威信,还因为无神的狂热和有神的狂热由于它们共同的不容忍态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还能联合起来。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现在一起反对我也是这样;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则取消一切人对宗教信仰的管理权,因而就不让掌握这种权力的那些专断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对耶稣会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儿子慑于父亲的威势,就被迫把他所曾保护的作品交给他们。我甚至从人们开始从头两卷给我找的那许许多多麻烦之中,看出了这种撒手的后果,因为在头两卷里,人们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两卷,人们并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满了极其厉害的话的,如果都象前两卷那样审查的话,就非整个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并且也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亲自告诉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监督这部书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到处都只看到耶稣会教士,而真没想到他们已经处在被取缔的前夕,正自顾不暇,哪还会跟一部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印刷问题找麻烦。我说“真没想到”是不对的,因为我的的确确想到了,甚至这就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一知道我这种胡思乱想时就特意给我提出的一个反驳的理由。然而,一个人要想从他的隐居深处对他毫无所知的国家大事判断出其中的奥妙,必然是要乖谬百出的;我的另一个乖谬之见就是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会教士真处于危境之中,我认为散布出来的这种谣言正是他们使出的一种障眼法,好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过去着着成功,从来就没有一点迹象能证明他们会失败,这就使我对他们的势力有那么一种可怕的印象,竟为议院行将垮台而悲叹。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在耶稣会教士那里读过书,蓬巴杜尔夫人跟他们相处得也不坏,他们跟宫廷宠幸和大臣们结成的同盟,就对付共同的敌人而论,对于双方也都一直显得是有利的。宫廷似乎是什么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稣会有一天受到严重挫折,那么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它的也不会是议院,所以我根据宫廷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就判断耶稣会的信心是有根据的,他们的胜利是有朕兆的。总之,我从当时的一切传言里只看到他们的伪诈手法和他们布置的陷讲,认为他们太平无事,有的是时间,什么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怀疑他们不久就会粉碎让赛尼优斯派,粉碎议院,粉碎百科全书派,粉碎不受他们奴役的一切势力。到最后,如果他们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们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后,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的《给达朗贝的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所有的作品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这次的成功却比较于我有利。它使社会大众都知道霍尔巴赫小集团散布的那些谣言是绝对靠不住的。当我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霍尔巴赫小集团就以其惯常的自满态度预言我在退隐庐待不了三个月。当他们看到我竟待了二十个月,而且被迫搬出之后,还是定居在乡间,他们就肯定说我纯粹是出于执拗,说我实际上在隐居生活中闷得要死,不过骄傲成性,宁愿吃执拗的亏,闷死在乡间,也不愿表示反悔,回到巴黎来。《给达朗贝的信》里洋溢着一种温和气味,谁也感到不是伪装出来的。如果我真是在隐居生活中怀着满腹牢骚的话,我的笔调总会受到感染的。我在巴黎写的作品都是满篇牢骚,而我到乡间后写出的第一篇作品就不是这样了。对于有观察能力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有决定意义的。大家都看到,我到了乡下,真是如鱼得水。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气息奄奄了;我现在都难以理解,怎么我这种想法当时竟没有使我忧愤而死。我想到,我这部最有价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个身后名誉扫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那么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种情况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个为毁坏一个人的身后名声而布置的空前阴险、空前丑恶的阴谋正在毫无阻碍地付诸实施,我也会比那个时候死得泰然得多,因为我确信在我的许多作品里已经留下了于我有利的证据,它迟早会战胜人们的阴谋。

  然而,也就是这篇作品,尽管它充满了温和气味,也还由于我一贯的笨拙和倒霉,又给自己在文坛上添了一个新的敌人。我早就在彼普利尼埃尔先生家里认识了马蒙泰尔,后来这份交情又在男爵家里维持下去了。马蒙泰尔当时是《法兰西信使》杂志的主编。因为我一向高傲,不愿把我的作品送给期刊的撰稿者,又因为我这次偏要把我这篇作品赠送给他,却又不要他认为我是把他视为期刊撰稿人,更不要他在《信使》杂志上谈到这篇作品,所以我在送他的那份上写着,不是送给《信使》杂志的主编,而是送给马蒙泰尔先生。我以为我把他恭维得很妙,他却以为我把他侮辱得很苦,就成了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了。他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那篇长信,写得很有礼貌,但是怨怒之气也很容易感觉出来,并且从此以后,他就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社会上损害我,在他的作品里间接攻击我。由此可见,文人的那种易受刺激的自尊心是多么难于应付,由此也可见,你恭维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小心翼翼,千万不要说出稍微带有模棱两可意思的字眼。

  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我从各方面都安定下来了,便利用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独立生活来比较有秩序地重理我的作品。这年冬天我把《朱丽》完成了,并把它寄给了雷伊,他第二年就把它印了出来。然而这个工作还被一个小小的、然而相当不愉快的插曲中断了一次。我听说歌剧院正准备把《乡村卜师》重新上演。我看到那班人竟目中无人地支配我的财产,气愤极了,便把以前寄给达让森先生而没有得到答复的那份备忘录再拿出来,修改了一下之后,就请日内瓦代办赛隆先生把它交给接替达让森先生主管歌剧院的圣·佛罗兰丹伯爵先生,还附了一封信,也是由赛隆先生代交的。圣·佛罗兰丹先生答应回我的信,但却一直没有下文。我把我所做的事通知了杜克洛,杜克洛就跟“小小提琴手”们读了,“小小提琴手”们没有答应把我的歌剧还给我,却答应把免费入场券还给我,而这时免费入场券对我已经是毫无用处了。我看我从哪一方面都休想得到公平的对待,便把这事撇到了一边;而歌剧院的主管部门对我所提的理由既不肯答复,又不肯倾听,一直就继续利用《乡村卜师》谋利,就跟利用自己的财产一样,而实际上这部歌剧是不容置辩地只属于我一人的。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自从我摆脱了那些暴君的桎梏后,就过着相当平静而愉快的生活;我固然尝不到那些太强烈的依恋之情的妙趣,但是也就解脱了这些依恋之情的枷锁。我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朋友拼命要支配我的命运,不由分说地要把我置于他们的所谓恩惠的奴役之下,真叫我厌恶透了,我决计从此只要以善意相待的交情,这种交情并不妨碍自由,却构成人生的乐趣,同时有平等精神作为基础。象这样的交情,我当时是很多的,足以使我尝到相互交往的甜美滋味,而又不感到受人支配之苦;我一尝到这种生活的滋味,便立刻感到它确实适合我这样的年龄,可以使我在宁静中度过余生,远离不久前使我险遭没顶的风暴、争吵和烦恼。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动,这倒不会叫我怎样不安。我好几次看出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仔细些,把碉楼门锁上了,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个圈子。我比较注意了,就发现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让门大开着的时候被翻动得更厉害。最后,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都没法知道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当时和以后我都不曾对马达斯先生有所怀疑,我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俩都喜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长舌妇”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我知道他们虽然是让赛尼优斯派,却跟达朗贝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我住在退隐庐的时候,以及迁居蒙莫朗西以后,就在附近认识了好几个人,我觉得他们都很称我的心,而又丝毫不束缚我。在他们中间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时他初当律师,自己还不知道将来会在法律界占到什么地位。我那时就不象他那样疑虑,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会做出辉煌的事业的。这点今天已经成了事实。我向他预言,如果他能对承办的案件严加选择,如果他永远只做正义与道德的保卫者,他的天才将从这种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会跟最伟大的雄辩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这个忠告去做了,并且感到了这个忠告的效果。他为波尔特先生作的那篇辩护词可以与狄摩西尼相匹敌。他年年来到距退隐庐四分之一里约的圣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这片采地是属于他母亲的,当年那伟大的包许埃也在那里住过。象这样的大师联袂而出,真使这片采地的高贵声名难乎为继。

  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来。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间里,完全终止了和那两个人见面,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曾拿我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个人家招摇,这一卷是我一时不慎借给他们的。虽然他们还继续做我的邻居,一直到我离开为止,但是我从那时起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

  也就是在这个圣伯利斯村,我还认识了书商盖兰,他是个才子,有文学修养,很可爱,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还将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书商让·内奥姆介绍给我,他们有通信联系,后来为我印行了《爱弥儿》。

  在《爱弥儿》之前一两个月,《社会契约论》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决不要把我的任何著作偷运到法国,所以他就正式呈请主管官批准他把这部著作由海路运到卢昂进口。雷伊没有得到任何批复:他的包裹在卢昂搁了好几个月,原是打算要没收的,只因为他大张旗鼓地闹起来,只好又发还给他。有些好事者从阿姆斯特丹买来了几部,就在法国不声不响地流传开了。莫勒翁曾听说过这部书,甚至还看了一些,他跟我谈起时的那种神秘的口吻,很使我惊讶,如果不是我确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自觉无可谴责,用我那伟大的信条把我的心完全稳定下来的话,这种口吻甚至会使得我不安起来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早已对我垂青了,而我对他的敬仰又使我在这部书里对他有所颂扬,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这种场合下支持我,来对付蓬巴杜尔夫人的恶意。

  在比圣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还认识了格罗斯来村的司铎马尔陶先生。如果是才能决定地位的话,这个人本来是该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该做乡村司铎的,至少应该让他管理一个大教区。他曾充吕克伯爵的秘书,跟让-巴蒂斯特·卢梭特别熟识。他一面对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怀景仰,一面对陷害他的骗子手梭朗深恶痛绝。关于这两个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轶事,都是色圭没有收进他那部待印的卢梭传记里的。他常向我保证说,吕克伯爵对他绝对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还对他保持着最热烈的友谊。这个相当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东家死后由凡蒂米尔先生赠地的。马尔陶先生还曾办过许多事务,现在虽然年老,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评论得十分恰当。他的谈话,既有趣又有教益,没有他那乡村司铎的气味,因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读书人的知识结合起来了。在我所有那些长住的邻居之中,跟他交游最使我喜悦,我离开了他,也最感惆怅。

  我当然有理由在这时候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指望卢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时为我撑腰,因为他这时候所给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动人。在他复活节来旅行的时期,我因为身体太坏,不能去拜会他,他就没有一天不来看我;最后,他看我痛个不止,使极力劝我让科姆修士来诊视;他派人去找科姆,亲自把他领来,并且居然有勇气——在一个达官贵人身上,这种勇气的确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里看着动手术,而那次手术既使我疼痛难堪,又费时甚久。然而,所谓手术不过是探测而已;不过我一直就没有被探测过,即使是莫朗,他试了好几次也都没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轻又巧,无与伦比,他使我剧痛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总算插进了一根很小的探条——我在这两个多小时里极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帅为我心碎。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觉得探到了一块大结石,并且把这结果告诉我了;第二次检查,他又没有探到那块结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细又准确地探着,使得我感到时间很长,之后,他宣布说,并没有什么结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发现膀胱很大,情况良好,最后对我说我将来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长。如果他预言的第二点也和第一点一样能实现的话,我的痛苦一时还结束不了呢。

  我在蒙莫朗西还认识几位奥拉托利会的教士,特别是贝蒂埃神父,他是个物理学教授,虽然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学究色彩,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他有点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难把他这种高度的纯朴和他那种到处钻——钻要人、钻女人、钻信徒、钻哲学家——的欲念与本领调和起来,他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我到处这样夸他,我的话显然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谢我夸他是个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里发现了一种说不出的嘲讽意味,这就在我的眼光里把他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并且从那时起我还时常想起他那嘲讽的意味。他那个微笑酷似巴努奇买妥担到恼的绵羊时的那种微笑,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当的比喻。我们两人在我住到退隐庐之后不久就开始相识,他时常到退隐庐来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后,他才离开那里,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见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万想不到,他代这个女人写了一封信给我,为的是通知我说,格里姆先生建议负担她的生活费,并且要求我允许她接受这份接济。我听说这是一笔三百利物儿的年金,条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之间的德耶来。我不想说明这个消息给我的印象怎样;这个消息也许不那么令人吃惊,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万利物儿的年金,或者他跟这个女人有点什么较易理解的关系,如果当初我把她带到乡下来时人家不加给我那么多严重的罪名——而现在他又乐于把她送回乡村,仿佛她已经返老还童了。我明白,那个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许,只是因为不想失掉我这方面的接济,如果我不允许,她是很可以不顾我的允许就接受那笔馈赠的。虽然我觉得这种慈善行为十分异乎寻常,当时却还并不象后来那样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即使我当时就料到后来所洞察的一切,我还是同样要表示同意的,我当时就这样做了,并且也不能不这样做,因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讨价还价了。从那时起,贝蒂埃神父就把我对他的那种老好人的看法医好了一点,他曾觉得我这种看法那么可笑,而我又曾那么轻率地对他产生了这种看法。

  就这样,我先后就医那么多年,说的病不下二十种之多,其实我一种也没有,最后我总算知道了我的病是个不治之症,却又不是死症,它将拖得和我的寿命一样久。我的想象力从此便约束在这个范围里,不再瞻望我要在结石的痛苦中惨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里折断的那一小截探条会构成结石的核心了。对我来说,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实际的病痛还难受,现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对实际的病痛也就能较安静地忍受了。实际上也一直就是这样,从那时起,我在我这个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减轻,完全得力于卢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为追怀死者而动容。

  也就是这个贝蒂埃神父认识的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都想跟我攀交;毫无疑问,在他们的喜好和我的喜好之间,是没有多少关联的。他们都是麦尔基色代克的子孙,人们不知道他们的籍贯、家世,也许连他们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他们都是让赛尼优斯教派的,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化装的教士——也许是因为他们把顷刻不离身的长剑佩带得那么可笑的缘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这就使他们有着派系领袖的神色,我一直怀疑他们是办《教会日报》的。他们一个是身材高大,和颜悦色,甜言蜜语,叫费朗先生;另一个矮矮胖胖,似笑非笑,摇唇鼓舌,叫蜜拿尔先生。他们彼此以表兄弟相称。他们本来跟达朗贝一起住在巴黎,寄宿在他的奶娘卢梭太太家里。他们曾在蒙莫朗西租了一套公寓房子,在那里过夏。他们亲自做家务事,没有仆人,也没有代购日用品的包工。他们一人一星期,轮流出去采购、留家烧饭、打扫房间,他们料理得相当好,我们有时也彼此往来吃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感兴趣,我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他们常下棋,而我为了插上去下一盘,就得花上一天里一的四个钟头。因为他们到处钻,什么都要插一手,所以戴莱丝管他们叫“长舌妇”,这个名字就在蒙莫朗西流传下来了。

  我可说是又恢复了生命,所以也就越发想到我要安度余生的那个计划了,我只等《爱弥儿》一出版就去执行这个计划。我那时想到的是都兰地区,那个地方我到过,很中我的意,不但气候温和,居民也很温和。

  以上这些人,再加上我的居停主人马达斯先生——他是一个好人——就是我在乡间的主要熟人。我在巴黎还有一些熟人,如果我愿意住在巴黎的话。是可以住得舒舒服服的。这些熟人都是文坛之外的;在文坛之内,只有杜克洛这么一个朋友。至于德莱尔他还太年青,而且,虽然他就近看到那个哲学帮对我耍的那些手腕之后,已经完全脱离那个哲学帮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过去曾那么轻易地就做了那班人在我面前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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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有我那可敬的老朋友罗甘先生。他是我幸福时代的一个朋友,不是由于我的作品交结上的,而是凭我自己的为人交结上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把这份交情一直保留下来。我还有我的同乡,那老好的勒涅普,以及他的女儿,当时还健在的朗拜尔夫人。还有一个年青的日内瓦人,叫做库安德,当时我觉得是个好孩子,很细心、殷勤、热诚,但是无知,自信心强,好吃好喝,自命不凡,我一住进退隐庐,他就来看我了,过了不久,尽管我不愿意,也没有别人介绍,自己就住到我的家里。他对图画有点兴趣,认识些艺术家。在给《朱丽》制版画方面,他对我还算有点用处。他负责指导插图和刻版,颇能不负所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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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杜宾先生那一家,这家的豪华虽然已经比不上杜宾夫人盛年时代的情景,但由于两位主人的声望,也由于来此聚会的宾朋均属上选,仍不失为巴黎最好的门第之一。由于我没有因趋附别人而抛弃他们,又由于我离开他们只是为着能自由生活,所以他们一直对我友好相待,我有把握随时会受到杜宾夫人的欢迎的。自从他们夫妇在克利什置了一处别墅之后,我甚至还可以把她算作我的乡下邻居之一;我有时也到她这处别墅里去住一两天,而如果杜宾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相处得更融洽些的话,我还会到那里多去几次呢。但是在同一个人家,两个女人彼此情感不相投,是叫人左右为难的,这就使我感到在克利什太不自在了。由于我跟舍农索夫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比较随便,所以我喜欢比较自由地在德耶看到她——德耶差不多就在我门口,她在那里租了一所小房子——甚至在我家里见到她,因为她来看我也相当勤。

  我已经把我这个计划告诉过卢森堡先生,他劝我不要去;这次我又对他重新提起,说是决心已下,不可动摇。于是他就建议我住到距巴黎十五里约的美尔鲁府去,认为可能是于我相宜的一个去处,他们夫妇俩都乐于把我安顿到那里。这个建议很使我感动,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须看看那个地方;我们就约好日子,由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带车子来领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这事推迟,接着又来了些不凑巧的事,根本就没有去成。后来我听说美尔鲁那片地产不是属于元帅先生的,而是属于元帅夫人的,我没有去成,也就比较容易释然于怀了。

  还有克雷基夫人,她在虔信宗教之后,就停止跟达朗贝之流、马蒙泰尔之流以及大部分文人见面了,我相信特吕布莱神父是个例外,当时他是一种半真半假的虔信者,但她甚至也相当讨厌他。至于我呢,她原是找着要跟我结识的,我一直没有失掉她的关注,一直和她通信。她曾送给我几只芒斯鸡来做年礼。并且计划开年来看我,只是由于这时卢森堡公爵夫人的一次旅行把她的旅行打断了。我在这里应该为她特别提一笔,她在我的记忆中将是永远占有一个优越地位的。

  最后,《爱弥儿》总算出版了,我没有再听说有什么改版,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困难。出版前,元帅先生向我要去了马勒赛尔卜先生与这部著作有关的全部信件。我对他们两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觉得很保险,就不会去考虑在索回信件这件事上有什么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给了他,只有一两封,我无意中夹到别的书里去了,没有退还。在这以前不久,马勒赛尔卜先生曾通知我说,他要把我在为耶稣会教士而惊慌时写给迪舍纳的那些信都收回来;必须承认,这些信都不会怎样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在表面上显得比实际上更好,因此他尽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纳手里。后来究竟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人,除了罗甘以外,我是该把他放到第一位的,他就是我的老同事兼老朋友卡利约,前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后又驻瑞典,为他的宫廷代办外交事务,最后真除了驻巴黎的大使馆秘书之职。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他突然到蒙莫朗西来找我了。他佩了一个西班牙勋章,我忘记了勋章的名字,形式是宝石镶成的一个漂亮的十字架。在他所提出的证件中,他曾不得已把“卡利约”这个名字改了一下,现称为卡利荣骑士。我发现他还是那个样子,心眼儿好,风度一天比一天更可爱。如果不是库安德照他的老习惯插到我们两人之间,利用我住得离巴黎远,就代表我,并以我的名义赢得了他的信任,并且由于为我服务太热诚,就把我顶掉了,我是会和他相处得跟从前那样亲密的。

  这部书的出版,没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时曾博得的那种轰轰烈烈的彩声。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多的私下的颂扬,也从来没有一部著作曾获得那么少的公开的赞美。最有能力评论我这部书的人们对我说的话,给我写的信,都证实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意见,说出时都带着最离奇的谨慎态度,就仿佛要说这部书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莱夫人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理应给树铜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却毫不客气地请我把原信退回;达朗贝写信给我说,这部著作决定了我的优越,应该把我放到全体文学家的领袖地位,信末却不署名,虽然他前此给我写的许多信没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为人真诚,但是很圆通,他很重视这部书,却避免用书信对我说;拉·孔达米纳抓住《信条录》东拉西扯;克莱罗在他的来信里也只谈那一篇;但是他敢于表示他读这篇文章时所受到的感动,并且明明白白对我说这次阅读温暖了他那颗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赠送的这部书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声地、自由地对大家说出了他对这部书的全部好评。

  想起卡利荣,我就联想起另一个乡下邻居,我若是不谈到他,就大对不起他了,特别因为我还有一件很不可原谅的对不起他的事,需要坦白出来。这邻居就是那位正派的勒·布隆先生,他曾在威尼斯给我帮过忙,这次全家来法国旅行,在离蒙莫朗西不远的拉布利什村租了一所别墅。我一听说他成了我的邻居。就满心喜悦,觉得去登门拜访不但是一种义务,还是一件快事。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了,路上遇到一些人正来看我,不得不同他们又走回头路。两天后我又去看他,那天他和全家连午饭都是在巴黎吃的。第三次他倒是在家:我听到好些女人的声音,又在门前看到一辆华贵的马车。这叫我害怕。我想我第一次看他,至少要能看得从从容容的,跟他叙叙旧情。总之,我把我的拜访一天一天地往下拖,最后觉得尽这样一个义务未免太迟了。感到羞惭,便干脆不尽这个义务了。我有胆子拖了那么久,却没胆子再见他的面。这种疏忽叫勒·布隆先生感到理所当然的不满,而且在他眼里,我的懒惰就有了忘恩负义的迹象了。然而,我觉得我的心实在是无罪的,如果能为勒·布隆先生做点什么真正能叫他开心的事,即使是不让他知道,我可以保定他绝不会觉得我这人懒惰。不过,懒散、疏忽以及在小事情上的那种拖拉劲儿,往往比大的恶习对我还更加有害。我的最严重的错误一直都是由玩忽造成的:我很少做过我不应该做的事,同时,不幸得很,我更少做过我应该做的事。

  在这部书公开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达斯,他又把这本书借给斯特拉斯堡总督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先生看了。布莱尔先生有所别墅在圣格拉田,马达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时得便就到那里去看看他。他使他在《爱弥儿》公开出售之前先谈到这部书。布莱尔先生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当天就传到我耳朵里来了:“马达斯先生,这是部极好的书,但是不久就会众口喧腾,超过作者所希望的程度。”当他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发笑,觉得那是一个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习气,不管说什么都要带点神秘色彩。种种令人不安的话,凡是传到我耳朵里来的,都没有比这句话给我更深的印象。我远没有料到我已经濒于灾难的边缘,却坚信我的书既有益处,又写得好,坚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规定,坚信——如我当时以为确有把握的那样——我有卢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还有主管部门的爱护,所以我深自庆幸我是在节节胜利之中抽身,在压倒一切忌妒者的时候撒手,还以为我这个决定非常之妙呢。

  既然我又谈起我在威尼斯的那些旧交,我就不应该忘记另外也与此有关的一个,这个旧交,也和其他的一样,已经中断了,但是时间比较晚得多。这就是我和戎维尔先生的交谊;戎维尔先生自从热那亚回来之后,一直对我非常友好。他很欢喜跟我见面,和我谈意大利的事和蒙太居先生闹的笑话,他在外交部有许多熟人,所以从外交部知道的有关蒙太居的故事就很多。我在他家里又很欣幸地遇见了我的老伙伴杜邦,他在他的本省买了一个官职,有时也为公务来到巴黎。戎维尔先生渐渐变得太殷勤,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吃饭,竟使我感到他有些碍手碍脚了;虽然我们住在相距很远的两个地区,如果我有一星期不到他家去吃饭,我们就要吵几句。他到戎维尔领地去的时候,总是要把我带去;但是我有一次在那里住了一星期,真叫我感到度日如年,之后,我就不愿再去了。戎维尔先生这个人当然是既客气又风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很亲切,但是他不够聪明;他长得漂亮,多多少少有点纳尔西斯顾影自怜的劲头,相当乏味。他收藏了一套奇特的东西,或许全世界也只有他那一套,他自己非常欣赏,也拿出来给客人欣赏,而客人有时却并不象他那样感到兴趣。那是很完整的一套滑稽歌舞剧,都是五十年来在宫廷和巴黎流行的,从中可以看到的许多轶事,在别的地方是无法找到的。这些关于法国历史的真实记录,在任何别的国家人们都绝不会想得出来的。

  这部书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担忧,而这种担忧,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良心的宁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并且愤慨地看到,人们为了不顾一切地维护王爷们的娱乐,就叫那些不幸的农民大遭其殃。农民出于无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猎的野兽糟蹋他们的田地,除以声响惊走野兽外不敢用其他方法来自卫;他们不得不在他们的蚕豆和豌豆田里过夜,带着铁锅、鼓、铃裆吓走野猪。我亲眼见到夏洛伊瓦伯爵对待这些穷人的那种野蛮的无情手段,便在《爱弥儿》的末尾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这就违反了我的处世原则,并使我后来为此还吃了亏。那时我听说孔蒂亲王先生的随从在亲王的田产上也同样残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这位亲王的,生怕他把我由于人道感受了刺激而骂他叔父的那几句话误认为是骂他而见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诉我对这件事尽可处之泰然,我凭这点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这样做对了。至少,我从没有听说这位亲王曾稍微注意到这个段落——本来这个段落是在我荣幸地认识他之前很久就写出来了。

  在我们相处得正融洽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的接待是那么淡漠、冰冷,那么不合他平时的风度,以至我在给机会让他解释,乃至请求他解释之后,就走出了他的家门,决心不再涉足,并且我一直就实践了这个决心。我在任何地方只要受到一次冷遇,人们就绝不会在那里再见到我的面了,而且这里又没有狄德罗出来替戎维尔先生辩护。我当时苦思苦想,到底有什么事对不起他,可是想来想去总想不出。我绝对相信,我跟别人谈到他和他的家人,从来都是称许备至的,因为我实心实意地喜欢他;而且,除了我对他只有好话可说而外,我的最不变的原则始终是,凡是我常来往的人家,我谈到时总是礼敬有加的。

  在我的书出版之前或之后不几天(我记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现另一部同样题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从我的第一卷里抽出来的,外加上若干无谓之词,穿插在这篇摘抄里。这部书上的署名是一个日内瓦人,叫作巴勒克赛尔;题下注明曾获得哈莱姆学院的奖金。不难理解,这个学院和这个奖金都是崭新的创造,为的是要在社会大众的眼里把剽窃行为掩盖起来,但是我也看出这里有我当时尚不理解的阴谋: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么被传出去的——原稿不传出去就不可能进行剽窃,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捏造出这个所谓奖金的故事,因为要捏造,总得要给它一点根据。只是很多年以后,我从狄维尔诺瓦漏出的一句话里才识破了这个秘密,约略知道了那些盗用巴勒克赛尔君名字的人们。

  最后,经过长期思考,我终于推测出是这么回事:我们最后一次相见的时候,他请我在他熟识的几个姑娘那儿吃饭,那次是跟几个外交部的职员在一起,他们都是些很亲切的人物,绝无浪荡汉的态度或派头;我可以发誓,在我这方面,那整个晚上都是在悲天悯人地默想着那些可怜虫的不幸命运。我没有出聚餐费,因为是戎维尔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我没有拿钱给他的那些姑娘,因为我没有象跟帕多瓦姑娘在一起那样给她们以我应该付出报酬的机会。我们出门时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情感十分融洽。这次晚宴之后,我没有再到那些姑娘那儿去,也没有再见到戎维尔先生。过了三四天,我到戎维尔先生家去了,他就给了我上述那种接待。除了关于这次晚餐有点误会之外,我想不出别的原因,同时又看到他不愿意解释,就采取了我的决定,不再去看他了;但是我还继续把我出版的作品寄赠给他,他也还常托人问候我,并且有一天我在喜剧院的烤火间里碰到他时,他还很客气地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他,但也并没有使我重登他的家门。由此可见,这件事,样子倒象是斗气,不象是绝交。不过,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人谈到他。隔绝了好几年之后,若是再回头,就未免太迟了。所以我在这里不把戎维尔先生列在我的知交的名单里,虽然我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常到他家去。

  风暴前的隐隐雷声已经开始听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针对我的书和我本人,有个阴谋正在酝酿着,不久就要爆发出来。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这种程度:我远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甚至感到了灾难的效果还猜不透灾难的原因。人们先相当巧妙地放出风声说,在严厉对待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偏袒攻击宗教的书和作者。人们责怪我不该在《爱弥儿》上署名,好象我过去没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没见谁说过半句闲话似的。看样子,大家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采取一些原来不愿采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给了可乘之机。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来了,却没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这里面与我本人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太无可谴责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规定了。我也绝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窘境,而这一过失,如果有的话,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说,我知道在处理这种案件的时候,通常总是严惩书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还不免为那可怜的迪舍纳提心吊胆呢——万一马勒赛尔卜先生把他撇开不管的话。

  我不想再拿别的熟人来把我这个名单搞得太臃肿了。这些熟人都不那么亲密,或者是由于我不在巴黎就不再那么亲密,不过我有时还免不了在乡下见到他们,或者在我自己家里,或者在邻居家里,比方吧,象孔狄亚克和马布利两位神父,象梅朗、拉利夫、波瓦热鲁、瓦特莱、安斯莱诸先生,还有其他许多人,一个个地数出来就未免太多了。我只顺便提一下马尔让西先生跟我的交往,他是国王的内待,以前是霍尔巴赫小集团里的人物,后来和我一样脱离了;他以前也是埃皮奈夫人的朋友,后来和我一样撒手了;还有他的朋友德马西先生也跟我认识,我也顺便提一下,他是喜剧《冒失鬼》的作者,曾名噪一时,只是一阵风就过去了。马尔让西先生是我的乡下邻居,因为他的马尔让西地产就靠近蒙莫朗西。我们本来早就见过面,但是邻居关系或阅历上的某种相契之处使得我们更接近起来。德马西先生不久之后就死了。他有能力,有才华,但是有点象是他那篇喜剧的模特儿,在女人面前颇有点自炫,而死后并没有受到女人们的极端惋惜。

  我安安静静地待着。谣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变调门了。社会大众,特别是议院,似乎看到我还安安静静,就越发恼怒。几天之后,来势就凶得可怕了;威胁改变了对象,直接指到我头上来了。人们听到议员们公开声称,光烧书没有用,一定要烧死作者。至于书商呢,人家提也不提。这种话,简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个参议员的口吻。当它初次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时候,我毫不怀疑那都是霍尔巴赫派的一种新发明,为的是要权力吓唬我,促使我逃走。我冲着这种幼稚的狡计直发笑,心里一面讥诮他们,一面对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底细的话,他们一定会另找别的办法来吓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后变得太确凿了,很明显,人家真是要这样干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来,他们来得特别早,在六月初就到了。虽然我那两部新书在巴黎已经闹得乌烟瘴气,这里却很少有人提起,而这家的两位主人更是闭口不谈。然而,有天早晨我单独跟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在《社会契约论》里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吧?”“我?”我说,惊得向后退了一步,“没有啊,我可以向你发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许人的笔,为他写下了一个大臣所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最美的赞扬。”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读给他听。“在《爱弥儿》里呢?”他又问。“没有一句话,”我回答说,“没有一句话与他有关。”“啊!”他带着比平时更多的激动情绪说,“你在那部书里本来不该说到他呀,或者要说就说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说明白了,”我又补充说,“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还要说话;我看他正要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可是他又缩回去了,一言不发了。不幸的朝臣伎俩啊,在最仁厚的心里友情也被它压制下去了!

  但是我不能漏记这个时期的一个新的通信关系,这个关系对我后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不能把它的开端略而不谈。我说的是拉穆瓦尼翁·德·马勒赛尔卜先生,他是税务法庭首席庭长,当时主管出版事业;他在这方面的领导既温和又明智,文学界人士都十分满意。我在巴黎时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然而我经常体验到他审查我的作品处处从宽,非常令人感激;我知道,他曾不止一次很不客气地对待那些写文章反对我的人。这次关于《朱丽》的印行,我对他的盛情又有了新的证据;因为这样大部头作品的校样要交邮局从阿姆斯特丹寄来,耗费是很大的,他有免费寄递权,所以就答应把校样先寄给他,然后又用他父亲的掌玺大臣关防同样免费有寄给我。作品印的时候,他不管我愿不愿意就叫人另印了一版,版税归我,这一版销完之后才准那一版在法兰西王国销行。因为我的稿本已经卖给雷伊了,这笔收入就等于对雷伊的一种盗窃,所以我不得他明文批示就不肯接受这批专为增加我的收入而印的赠书,结果他很慷慨地批下来了;不但如此,这批赠书一共卖了一百个皮斯托尔,我要跟他均分,他又一点也不肯接受。为了这一百个皮斯托尔,我却有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马勒赛尔卜先生事先没有通知我就把我的作品删节得不成样子,并且在这坏版本售完之前,一直阻止了好版本的销售。

  这次谈话虽然很短,却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确实是我本人。我只怪那闻所未闻的宿命,它把我说的好话、做的好事都一律变成我的祸根。然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勒赛尔卜先生做挡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会有什么办法能撇开他们而一直攻击到我本人头上,因为,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清楚感觉到,这已经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问题了,人家是不会劳神去审查我实际上是做得对还是不对的。这时候,隆隆的雷声越响越厉害,就连内奥姆也不免在他那东拉西扯的闲谈中向我表示,他后悔不该牵涉到这部著作里来,并且他似乎认为威胁书和作者的那种命运已经是万难幸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始终使我安心:我看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安静,那么高兴,甚至还那么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对她所做的事确有把握,才不为我感到丝毫的不安,才不对我说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话,才能那么冷静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就仿佛她根本没有插过手,就仿佛她对我一直毫不关心似的。使我诧异的是她什么话也不对我说,我总觉得她倒该告诉我一点什么才是。布弗莱夫人就显得不那么安静了。她一会儿来,一会儿去。一副焦躁的样子,忙得不可开交,并且向我保证说,孔蒂亲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挡掉人家准备给我的那个打击;她总认为这个打击是当前形势促成的,议院那时有必要不让耶稣会教士骂它不关心宗教。然而她对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历次谈话,使人惊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倾向于促我退避的,她还老是劝我到英国去,愿为我在英国介绍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谟。她看我坚持要安安静静地待下来,便转了一个较能打动我的话头。她让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审讯,我就会不得不把卢森堡夫人也供出来,而她对我的友谊很值得我不要眼睁睁地把她也株连进去。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绝不会连累她的。她又反驳说,这个决心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关于这一点,她说得也对,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不管说真话可能有多大的危险,我是绝对不会在审判官面前背誓或说谎的。

  我始终把马勒赛尔卜先生看作一个正直的人,他的正直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凡是我所遇到的事,从来没有一点使我对他的公正能有片刻的怀疑;但是他的软弱也和他的忠厚相当,他有时对他所关心的人,由于极力要保全他们却反而害了他们。他不但在我的书的巴黎版里叫人删掉了一百多页,还在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册好版本里作了一个可以叫作不忠实的删削。在我这部作品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还更配受人尊敬些。这句话是我兴之所至,信笔写出来的,我敢发誓,没有丝毫影射意味。然而,我有一个很不谨慎的原则:凡是我写的文章,只要我扪心自问在写出时没有影射意图,我就绝不因为别人可能指为影射而丝毫有所删削,所以,我绝不肯删去这一句话,只是把原来的“国王”一词改为“王爷”。这个修改,在马勒赛尔卜先生看来似乎还不够,他干脆把全句都删掉了,特意叫人另印了一页,尽可能整齐地贴在蓬巴杜尔夫人的那一本书里。可是她还是知道了这个偷天换日的手法:免不了有些好心人把内情告诉了她。至于我自己呢,我只是很久以后,当我开始感到这件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她看她这种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点作用,却还不能使我下定决心逃走,便谈起巴士底狱,说把我在那里关几个星期,作为逃脱议院裁判权的手段,因为议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我对这种离奇的恩典一点也没有反对,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义求来的。可是她后来又不再跟我提这件事了,所以我事后判断,她给我出这个主意不过是要试探我一下,人家并不曾愿意采取这个一了百了的不得已办法。

  另一位贵妇人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我也毫不知情,甚至我在写那段文章的时候还不认识她呢,而她却那么不声不响地、咬牙切齿地恨我,其最初的起因不也就在这里吗?书出版的时候,我跟她认识了,心里便非常不安。我把这事告诉了罗伦齐骑士,骑士笑我多心,保证那位贵妇丝毫没有感到冒犯,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许稍微轻率了点,就信了他的话,并且十分不合时宜地就放心了。

  几天之后,元帅先生从一位德耶的教区神父那里收到一封信,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个通知,说是认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议院将极其严厉地对我进行起诉,并注明某日将下令逮捕我。我判断这个通知是霍尔巴赫派制造出来的;我知道议院非常注意手续,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续去了解我是否承认这部书,了解我是否真正是这部书的作者,而劈头就下令逮捕,这就违反一切手续了。“只有,”我对布弗莱夫人说,“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据一点犯罪的迹象就下令逮捕,因为怕被告人逃脱法网。但是要惩罚我这个理应得到荣誉和受到奖励的行为,总是只对作品起诉而尽可能不找上作者的。”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种很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目的是向我证明,不先行传讯就下令逮捕,那还是对我的一种优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诉我说,那天他到检察长家里去,曾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了对《爱弥儿》和作者的公诉状的草稿。请注意,这个居伊是迪舍纳的合伙经营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处之泰然,反而大发慈悲给作者来这样一个通知。人们可以判断,这种事在我眼里能有几分可信的成分吧!一个书商被检察长先生接见了,竟能安安静静地在这位官员的写字台上读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这可是太简单、太自然了!布弗莱夫人和别的许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这件事。听到人们不断在我耳朵里灌进去的那许多荒谬绝伦的话,我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入冬时候,我又受到马勒赛尔卜先生的一次盛情的表示,虽然我不认为这番盛情是宜于接受的,心里还是十分感动。当时《学者报》有一个缺额,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作为他自己的意思,向我建议这个位置。但是透过他信上的措词(丙札,第三三号),我很容易理解到他是有人授意并且指令他这样做的;而且他自己后来又写信告诉我(丙札,第四七号),他是受人之托才对我作此建议的。这是个闲差使,每月只要写两篇提要,原书会有人送到我这里来,用不着往巴黎跑,甚至向主管官晋谒致谢都没有必要。通过这个途径,我就可以厕身于梅朗、克莱罗、德·几尼诸先生和巴泰勒米神父等第一流文人学士之林了。前两人我本来早已认识,后两人我能认识一下当然也是极好的。此外,只要做这样一点毫不困难、轻而易举的工作,我就可以有八百法郎的额定薪金。我在决定前考虑了几个钟头,我可以发誓,我之所以要考虑,只是因为怕惹马尔让西生气,叫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最后我感觉到,这样我将不能按我的时间去工作了,按期交稿这种约束我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我深信我做不好我要承担的任务,这两个理由就战胜了一切,使我决定谢绝一个我不适于担任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全部才华都来自对我要处理的题材的热爱,只有对伟大、对真、对美的爱,才能激发我的天才。大部分要我写提要的书籍所讨论的问题,乃至那些书籍本身,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对要写的东西既然毫无兴趣,我的文笔自然就冷冰冰的,我的神思自然也就迟钝了。人家以为我也和所有别的文人一样,为谋生而写作,而实际上我是永远只晓得凭热情而写作的。《学者报》所需要的当然不是如此。所以我给马尔让西写了一封谢函,措词极其委婉,在这封谢函里我把我的种种理由说得十分详细,使得他和马勒赛尔卜先生都不可能误会我这一拒绝当中会有任何愠怒或骄傲的因素。所以他们俩都同意了我的拒绝,丝毫没有因此而对我白眼相加。而这件事的秘密一直也就守得非常之紧,社会上一点也没有听说过。

  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什么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静静地等候事态的发展,反正我自己在这件事上是正直的、无辜的,同时,不管是什么样的迫害在等着我,我能有为真理而受苦的光荣,也就太可庆幸了。我绝对不怕,绝对不隐藏起来,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达的前夕,我跟两个奥拉托利会的教师阿拉曼尼神父和曼达尔神父一同去远足。我们带了点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劲,由于忘了带酒杯,就拿麦秆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选顶粗的麦秆,争着多吸,以竞相夸耀。我一辈子也没有那么快乐过。

  这个建议也来得不是时候,因为若干时以来,我已经在制订计划,要完全抛弃文学,特别要完全抛弃作家的职业了。我最近遭受到的一切,使我恨透了那些文人们,同时我体会到,要干同样的行业而不和他们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样憎恨那些社交界人士,并且一般说来,我也同样憎恨我最近所过的那种一半属于我自己、一半属于那些与我生活不合拍的社交圈子的混合式的生活。我那时特别感觉到,而且由于一贯的经验感觉到,任何地位不平等的交际总是对弱者一方不利的。我跟与我选定的身份不同的富豪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家里不需要他们那样的排场,却也不得不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学他们的做法;种种小费,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什么,在我则既无法可省,又不胜负担。别人到朋友的别墅里去住,不论是在餐席上还是在卧房里都有自己的待僮随身侍候,需要什么就派侍僮去找什么。由于跟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给他们赏钱也就只凭他高兴,爱怎样赏就怎样赏,爱什么时候赏就什么时候赏。而我呢,单身一人,没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这就得买他们的欢心,免得多吃苦头。我既被看作和他们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别人对他们还要优厚些,因为事实上我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侍候。如果这家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个个都很傲慢,个个都很狡猾,个个都很警觉——我是说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些坏蛋专会那一套,要我不断地需要使唤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巴黎女人可谓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毫无正确概念;她们拼命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叫我倾家荡产。如果我到城里去吃晚饭,离家稍远一点,女主人总是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马车,一定要人驾车,用自己的车子把我送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至于我赏给侍仆和车伕的那一个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个女人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为了体惜我该付的那四个苏的邮资,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来,这仆人步行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给他饭吃,还要赏一个埃居,当然,他得这一个埃居一点也不亏心。若是她建议我跟她到乡下去住几天,她心里总是想:“对这个穷小子,这总是一种节约,在这期间,伙食总不要他花一个钱的。”她就想不到,在这时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内衣、我的服装,都还是照样出钱不误,刮胡子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在她家住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里多得多。虽然我赏那些小费只限于我惯常去住的那几家人家,可是这种赏钱对我免不了还是负担奇重的。我可以保证,我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里足足花了有二十五个埃居,而实际上我在那里只不过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在我到那里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象我这样脾气的人,什么也不会自己料理,什么事都不会取巧,又看不得一个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时候那副不乐意的样子,这些小费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总算是她家里的人了,给仆人们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从来也都是花大钱换来的。到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些小赏赐,因为我的境遇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家更加严酷地使我感觉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我已经讲过我年轻时怎样失眠。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习惯,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书,感觉到眼皮发重了,我就灭掉蜡烛,勉力眯盹一会儿,时间总是长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读《圣经》,我这样把它周而复始地读着,至少接连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时更少睡意,就把读书的时间拖得更长,我把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作结的那一卷《圣经》整个读完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因为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这卷书了。这卷史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蒙胧中思考着,忽然被响声和灯光惊醒了。戴莱丝拿着灯,照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来,便对我说:“不要惊慌,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把孔蒂亲王先生的一封信带来了。”果然,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这位亲王刚派快差送给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尽管他尽了一切努力,人家还是决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对我起诉。“局势紧张到极点了,”他对她说,“怎么也挡不住了;朝廷交办,议院要办;早晨七点钟就要发出逮捕令,登时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总算答应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执意要让人家抓住他的话,他就一定会被捕的。”拉·罗什传达元帅夫人的意思,催我起来去跟她商量。当时是下两点,她刚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补充说,“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赶紧穿上衣服就去了。

  如果这种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钱去买快乐,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买苦吃,这就太难堪了。我痛感这种生活方式的沉重压力,所以我就利用当时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间隙,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

  她显得焦躁不安,这还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乱感动了我。在这种意外的时刻,又是在半夜里,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担任可悲的角色。因为,我虽然感到有足够的勇气永远只说实话,哪怕说实话于我有害,把我毁掉,但我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镇定和机智,也许也没有足够的坚毅在被逼得太紧的时候避免连累到她。这就使我决计为她的安宁而牺牲我的荣誉,决计在这种场合下做出我为自己怎么也不会做出的事。我的决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说了出来,绝不愿意要她付出代价来降低我这一牺牲的价值。我确信她对我的动机绝不会有所误解,然而她竟没有对我说半句感激的话,我对这种不在乎的态度颇为不快,以至犹豫起来,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莱夫人也从巴黎赶到了。他们做到了卢森堡夫人所应该做的事。我被恭维了一番,羞于改口,自此,问题就只在于逃往何处和何时动身了。卢森堡先生建议我先在他家里匿名隐藏几天,好商量商量,比较从容地采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没有采纳要我秘密跑到老圣堂区的建议。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什么地方躲藏起来。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书的收入已经使我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而我的财源在前此住退隐庐时已经濒于枯竭了。眼前大约还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写完《爱洛伊丝》后就正式动手写的《爱弥儿》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数字翻一番。我计划把这笔款子存起来,作为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连同我抄缮的收入,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一下这部书的写作情况,发现还需要花好几年工夫。我没有勇气再往下写,没有勇气等到把它写完再执行我的决定。因此,我就把这部作品放弃了,决计把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热忱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同时也并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我感到在法兰西王国里有些隐秘的、强有力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留恋法兰西,我还是应该走出国境,以保证我的安宁。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内瓦退隐,但是只消片刻的考虑,就打消了我去做这种傻事的念头。我知道法国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还更有力量,如果它决计要困扰我,就绝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静些。我知道我那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内瓦议会里引起了仇恨心理,这种仇恨越是不敢表现出来就越危险。最近我知道,在《新爱洛伊丝》出版的时候,日内瓦议会在特龙香大医师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发行,但是一看连巴黎也没人响应,它就自惭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怀疑,它这次既然觉得机会更为有利,就一定要尽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内瓦人尽管表面上做得那么漂亮,心里却对我怀有一种隐秘的忌妒,只等机会一到就去泄愤。不过,爱国热忱召唤我回到祖国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的话,我就会毫不犹疑地这样做。但是,既然荣誉与理智都不容许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国去避难,我就只好作出这样的决定:在靠近祖国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着,看看日内瓦将对我作出什么决定。人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这种犹豫的时间并未持续多久。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布弗莱夫人很不赞成我这个决定,再次努力劝我渡海到英国去。她未能使我动摇。我一向就不爱英国,也不爱英国人;布弗莱夫人的全部辩才远没有战胜我的憎恶,却似乎把这憎恶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完全不靠抄写来生活的话,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住,因为在巴黎,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得我的日用开支太大,又不让我有时间去挣钱。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最后的计划,又由于一般人都说作家丢了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为着在我的孤独生活里防止这种苦闷,我还保留着一项工作,可以用来填补空虚,却绝对不想在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来的,他长久以来就催我写我的回忆录。虽然直到那时为止,没有什么事实能使这样一部著作很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凭我自问能够放进去的那种坦率,它是可以变得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得人们至少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老是笑蒙田的那种假天真,他佯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我呢,我一直就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总的说来,我还是最好的人,我也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不论怎样纯洁,也不会不包藏一点儿可俗的恶习。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太不象我本来的面目了,有时竟把我的面目歪曲得太不成样子,所以,尽管我对我坏的方面不愿有丝毫隐瞒,我亮出真面目还是只有所得,毫无所失的。而且,如果要做这种事,就不能不把别的一些人的真面目也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别的许多人死后才可以发表,这就更使我壮起胆来写我的《忏悔录》了,我将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的。所以我决计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做这件工作,并且开始搜集足以引导或唤醒我的记忆的种种函件和资料,深深惋惜我在此以前撕掉、烧掉、丢掉的那些东西。

  我既已决定当天离开,他们一清早就对外面说,我已经动身了;拉·罗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连对戴莱丝也不肯说我是不是真的动身了。自从我决定将来有一天要写我的回忆录以来,我就积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来回好几趟才能拿完。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经挑选好的,都放到一边了,上午剩余的时间,我就忙着挑选其余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带走,剩下的一把火烧掉。卢森堡先生很乐意帮我做这项工作,谁知需要的时间太久,上午没有做完,哪还有工夫去烧呢。元帅先生自告奋勇,答应由他负责挑选剩余的文件,把不要的亲自烧掉,不交给任何人,并把挑出来的寄给我。我接受了这个盛意,乐于摆脱这件差使,好跟我最亲爱的、行将永别的人们在一起度过我剩下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小时。他拿上我在放这些文件的房间的钥匙,并且在我的恳切请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怜的姨妈我来——她当时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么样了,又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她时刻等着法院的人的到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回答他们。拉·罗什把她带到府里来了,什么话也不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远了,一看到我,她就一声尖叫,扑到了我的怀里。啊!友情,心灵的契合,习惯,亲密!在这甜蜜而又惨痛的一刹那间,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么多幸福、温馨、安谧的日子全都涌上了心头,使我在近十七年几乎没有一天不形影相随的生活之后,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别离的锥心之痛。元帅看到我们这样的拥抱也忍不住流下泪来,他走开了。戴莱丝不愿意再离开我。我叫她想到,她这时跟着我走是多么不便,同时她又是多么有必要留下来,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项。依惯例,每逢下令逮捕一个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开具衣物清单,并指定一个保管人。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善后事宜,对一切都尽可能作最妥善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就会跟我相会,元帅先生也保证我的诺言,但是我始终不愿对她说出我要到什么地方去,以便将来逮捕我的人逼问她时,她可以照实说她毫无所知。我临别拥抱她时,内心里也感到一种异常的激动,在一阵激奋之中——唉!这激奋具有何等的预言意味啊!我对她说:“孩子,要拿出勇气把自己武装起来。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乐,今后,既然你愿意这样做,就要跟我共患难了。从此以后,等着你的只是跟在我后面受侮辱、遭灾殃。这个可悲的日子为我启开的命运是要把我逼到最后一息的。”

  这种绝对隐遁的计划是我平生制订的最合情理的计划之一,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在为执行这一计划进行准备了,可是上天偏偏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命运,把我投进一个新的漩涡之中。

  现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虑动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该是十点钟就来,我动身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他们还没有到。我们早就商量好了,我将租用驿马。我没有轿车,元帅先生就送了我一辆三轮小篷车,并且临时借给我两匹马和一个车伕,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驿站,由于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难地给我提供了驿马。

  蒙莫朗西原是以这个地方为姓的那个名门望族的古老而幽美的世业,后来遭到没收,就不属于这个家族了。它由亨利公爵的妹妹传到了孔代家族,孔代家族就把蒙莫朗西的名字改为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采地已经没有什么府第,只剩下一座老碉堡,里面藏着档案文件,以接受附庸的朝拜。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有一座私人房屋,是号为“穷人”的克鲁瓦泽盖的,其富丽堂皇足与最华贵的府第相媲美,所以很配称为府第,而且实际上也就被人称为府第。这座华屋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观,它身底下的那片平台,它那在全世界也许都算是独一无二的景色,它那经高手绘画过的大厅,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培植出来的花园——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总体,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之中,还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简朴风味,使人赞赏不绝。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都到他的祖先曾做过主人的这片采地上来两次,一共度过五六个星期,虽然是以普通居民的身份,但是排场的显赫并不减他家的旧日豪华。在我住到蒙莫朗西以后,他第一次来旅行的时候,元帅先生和夫人就派了一个待从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候,并请我随时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来一次,总是不忘记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候和同样的邀请。这就使我回想起伯藏瓦尔夫人叫我到下房吃饭的那段故事。时代不同了,但是我却依然故我。我既不愿人家叫我到下房去吃饭,也无意跟大人先生同席。我但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不捧我,也不作践我。我很客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好意问候,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又赋性羞涩,拙于言词,一想到要跟宫廷的显贵周旋,我就发抖,所以我连登府拜谢都不肯去一下,虽然我理解到,我的登府拜谢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他们之那样再三敦请,都宁可说是好奇心切,并不是真正以青睐相加。

  因为我没有在席上吃午饭,也没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们就到我整天没有离开的那层底楼来跟我告别。元帅夫人拥抱了我好几次,神色相当悲凄,但是在这几次拥抱中,我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动辄拥抱我时的那种亲热劲儿了。布弗莱夫人也拥抱了我,并且对我说了些很亲切的话。有一个人的拥抱使我更感惊讶,那就是米尔普瓦夫人,当时她也在场。米尔普瓦元帅夫人是个非常冷淡、端庄而矜持的人,我觉得她还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气。她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很多的关注。也许因为我受宠若惊,便对自己着意抬高这次宠遇的价值,也许因为她在这次的拥抱里确实放进了一点凡属高贵心灵都生而有之的那种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动作和眼神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强有力的东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后来我想起这件事,常作这样的猜测:她既然知道我注定要走上什么样的一条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对我的命运动了一刹那的怜悯之情。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来,而且日甚一日。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过从甚密,她一到蒙莫朗西,就派人打听我的消息,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来看我。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但是没有松口。罗伦齐骑士是孔蒂亲王王府里的人,也是卢森堡夫人的座上客,次年(即一七五九年)复活节到这里旅行的时候,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算是认识了,他敦促我到府里去,我照旧不肯。最后,有一天下午,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只见卢森堡元帅先生到了,后面还跟了五六个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除非是个踞傲不恭和没有教养的人,否则就不能不去回拜他,并向元帅夫人致意,因为他曾代表元帅夫人向我致意,并且极其殷勤恳切。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朕兆之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在是我再也推脱不了的,但是在我接受之前,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避之唯恐不速。

  元帅先生一直不说话,脸上苍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车,车子是停在饮马池边等我的。我们俩穿过了整个花园都没有说一句话。我身上带着花园的钥匙,我就用这钥匙开了园门,之后,我没有把钥匙放回口袋,默默无言地递给他了。他接着钥匙,激动的神情令人吃惊,从那以后,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这种表情。我一辈子也没有遇到比这次别离更痛苦的时刻了。拥抱是长久的、默默无言的:彼此都感到这一次拥抱就是最后的诀别。

  我非常怕卢森堡夫人。我知道她是很亲切的,在十年或十二年前,当她还是布弗莱公爵夫人,还在蓓蕾初放、艳色照人的年纪,我就在戏院里和在杜宾夫人家见过她好几次。但是,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在地位这样高的一个贵妇人方面,这种名声是叫我发抖的。可是我刚一见她的面,就为她倾倒了。我觉得她风韵可人,并且是那么一种风韵,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最足以感动我的心田。我原以为会发现她有一种辛辣而满含讥刺的谈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要好多了。卢森堡夫人的谈话并不妙语连珠,也不怎么隽永俏皮,甚至严格说来也不是什么微言奥旨,但却有一种滋味无穷的细腻,从不惊人,而且永远令人喜悦。她的恭维话越是质朴就越能使人心醉,人们简直可以说那种恭维话都是脱口而出的,并没有经过思索,是她的内心流露,只因为她太感情洋溢了。第一次拜见,我就看得出尽管我样子笨拙,语言迟钝,却并不使她讨厌。凡是宫廷贵妇,当她们愿意的时候,都懂得使你产生这种信心,不管那是真是假;但是并不是所有宫廷贵妇都能和卢森堡夫人一样,懂得把你这种信心变得那么甜滋滋的,叫你根本就不再想到要对此有所怀疑。要不是她的媳妇蒙莫朗西公爵夫人——一个癫狂的少妇,相当调皮捣蛋,我想,还有点好撩拨人——想起来要拉拢我,在她婆婆极口夸奖我的时候插进来说些假情假意的话,使我怀疑她们在嘲弄我,那我从第一天起就对卢森堡夫人完全信任了。

  在巴尔与蒙莫朗西之间,我遇到一辆租用的马车,里面坐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根据后来戴莱丝给我说的法院来人的面容、到达的时刻以及他们表现的态度,我绝不怀疑那四个人就是他们;特别是后来我又听说,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预告我的那样在七点钟发出,而是到中午才发出的。我必须直穿巴黎。一个人坐在敞开的篷车里藏得当然不会很严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几个人向我打招呼,样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个也不认得。当晚,我绕道从维尔罗瓦领地经过。在里昂,驿运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带去见城防司令。这对于一个既不愿说谎又不愿更姓换名的人来说,可能是很尴尬的。我就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维尔罗瓦先生,请他设法为我免除这件苦差使。维尔罗瓦先生给了我一封信,结果没有用上,因为我没有经过里昂。这封信现在还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苦敦劝我在维尔罗瓦过夜,但是我宁愿重登大路,所以当天又走了两站路。

  我在这两位贵妇人面前的疑惧心情也许会很难解除掉的,但是元帅先生的那种极端的美意向我证实了她们婆媳两人的美意也是真实无欺。以我这样腼腆的性格,竟凭卢森堡先生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他愿意平等待我,这个速度可算是够惊人的了;而他呢,也只凭我的几句话就立刻相信我是确实愿意过独立不羁的生活,那个速度也许还更为惊人。他们夫妇俩都深信我确实有理由满足于我的处境,不愿有所变更,所以不管是卢森堡先生或夫人都似乎没有片刻要过问我的钱囊或财产;虽然我无可怀疑地知道他们俩都对我衷心关切,但他们却从来没有提出要为我谋一官半职或表示过要为我鼎力提携。只有一次,卢森堡夫人似乎希望我进法兰西学士院做院士。我以宗教不同为理由推辞了;她说这并不是个什么障碍,即使是障碍的话,她也负责为我排除。我又回答说,尽管做这样著名的学术机关的一个成员于我是多么光荣,不过我既然已经拒绝了特莱桑先生,也可以说我已经拒绝了波兰国王,不肯进南锡学士院为院士,我就不能再进任何学士院而还能对得起人。卢森堡夫人没有坚持,这件事也就搁下不谈了。卢森堡先生是并且也真不愧是国王的私交,与这样显赫的、能为我玉成一切的高贵人物相往还,竟还能如此朴实,回想到我刚撇开的那些假充保护人的朋友,老是设法贬低我而不是设法给我帮忙,他们那种不断的、既殷勤又极讨厌的操心,与这种朴实形成了多么刺目的对比。

  我的车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赶路。此外,我的样子又不够威风,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国,大家都知道,要驿马感到鞭子,就非经过车快的肩膀不可。我以为多多塞钱给执疆人,就可以补充我言不惊人、貌不压众的缺陷,谁知结果更糟。他们以为我是当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驿车。从此我就只能得到些驽马,自己也成了车伕的笑料。我最后只好耐下性子,什么也不说,凭他们的高兴去赶路——其实我一开始就应该这样做的。

  当元帅先生到路易山来看我的时候,我十分尴尬地在我那唯一的一间卧室里接待他和他的随从,倒不是因为我不得不请他坐在我那些脏碟子和破罐子当中,而是因为我的破烂的地板往下陷,生怕他的随从人多,把它压得完全塌了下去。我倒不为我自己的危险担忧,却怕这位仁厚的贵人因谦和待人而遭到危险,所以我赶紧请他出来,尽管天气还很冷,就把他领到我那座四面通风、又没有壁炉的碉楼里去了。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对最近的一切遭遇来一番思索,弄个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没有这样的性格,也没有这样的心情。说来也真怪,已经过去了的灾难,不管它隔得多么近,我是很容易忘记的。当灾难还没有来到时,稍一想及就使我惊慌不知所措,可是灾难一旦发生了,对它的回忆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这个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断地使我烦恼,使我总想预防尚未发生的灾难,而且使我的记忆不能专注,不让我把已经过去的灾难再回想起来。对于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着再预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劳无益。我的苦难可以说在发生以前就已经叫我受尽了,在等待期间,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记也就越发容易;而与此相反,我总是不断地记住我过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说是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觉到,我就是亏了有这种绝妙的秉赋,所以从来就不晓得什么叫作记仇。这种记仇的脾气,由于对所受的侮辱耿耿于怀,所以经常在一颗好报复的心里发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尽痛苦,然而自己却先受尽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冲动时曾感到气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报仇的欲念从来没有在我心里扎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会怎样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给我造成的损害,只是因为怕他再给我造成损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来害我,那么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便立刻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人们常向我们说教,要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这当然是个美德,但对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灵能否抑制仇恨,因为它从来没有感到仇恨,同时,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宽恕他们的美德。我的仇人们为着叫我苦恼而自己就先苦恼到什么地步,这我说不上来。我是听凭他们摆布的;他们有绝对的权力,他们还使用这个绝对的权力。只有一件事是超乎他们的权力之外的,并且我量他们也做不到:他们为害我而伤脑筋,却不能强迫我也为害他们而伤脑筋。

  他一到碉楼,我就向他说明我不能不把他领去的原因。他把这原因又对元帅夫人说了,于是他们两人都敦促我在修葺房间地板的时候,搬到府第里去暂住,或者,如果我愿意的话,就住在一所孤立的房子里,这房子在园林中间,叫“小府第”。这个迷人的住所是值得我们来谈一谈的。

  从动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在整个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时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么议院,什么蓬巴杜尔夫人,什么舒瓦瑟尔先生,什么格里姆,什么达朗贝,以及他们的阴谋和他们的同伙,连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这一切而涌上了我心头的,就是我动身前夕所读的那一卷书。我也想起了格斯耐尔的《牧歌》——这是他的译者于贝尔前些时候寄赠给我的。这两个念头老是浮现在我的脑际,它们是那样清晰,那样交织在一起,以至我想尝试一下,把二者给合起来,用格斯耐尔的诗体,写“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这个题材。这种歌咏田园的纯朴风格似乎是颇不适于写这样一个惨烈的题材的,同时我眼前的处境也不能给我提供多少欢快的思想来把这个题材写得活泼些。然而我还是勉力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车中消遣,绝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刚一尝试,就惊讶地感觉到,我的思想是那么温和,而表达时又那么得心应手。三天工夫就把这首小诗的头三章写成了,后来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说,我一辈子也没有写过一点东西能比这篇诗有更动人的淳朴风尚,更鲜艳的色彩,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贴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质朴;而这一切,并没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题材的影响,因此,除了其他优点以外,我还有战胜困难的优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远是我所最喜爱的作品。我从来不能、也永远不能重读这篇诗而不感到一种无怨无艾的心灵的欢乐——这个心绝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愤懑,却反而能自宽自慰,从自身找到一种东西来补偿它所遭遇的不幸。请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对他们并未经历的逆境显得那么豁达大度的大哲学家都集合起来,把他们放到象我所处的这种境况里,让他们在感到荣誉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阵愤慨之中去写这样一部作品吧,那时你就会看到他们将怎样处理这部作品了。

  蒙莫朗西园林不是和舍弗莱特园林那样修在平地上的,而是起伏不平,间有小丘和凹地,那巧妙的艺术家就利用这些陵谷来使丛林、水流、装饰和景色千变万化,把本身相当局限的一片空间,可以说凭艺术和天才的力量扩大了多少倍。这园林的高处是那片平台和府第,底部形成一个隘口,向一个山谷伸展和扩大,拐弯处是一片大水池。大水池的四周都是山坡,被幽丛和大树点缀得非常美丽,隘口宽阔处是一个橙树园。在橙树园与大水池中间就是那个小府第。这座建筑物和周围那块地以前是属于那著名的勒·布伦的,这位大画师着意用他那修养有素的建筑与装饰的绝妙美感,建筑并装饰了这所房屋。这个府第后来又经重建,但始终还依照原主的图样。房子很小,很简单,但很雅致。因为它是在谷底,介乎橙园的小塘和那个大水池之间,很容易受潮,就在房子当中穿了一个明廊,上下两层排柱,使空气可以在全屋流通,所以虽然地点低湿,还可以保持干燥。当你从对面为房子作远景的那带高地望这所房子的时候,房子就象是被水环绕着一样,你简直以为看见了一个迷人的小岛,或者是看见了马约尔湖内三个波罗美岛当中最美丽的IsolaBella。他们叫我在这所幽静的建筑里挑选一套房间——里面的房间一共有四套,楼下一层还有舞厅、弹子房和厨房。我就挑了厨房顶上那最小、最简单的一套,连下面的厨房我也占用了。这套房间干净极了,家具都是白色和蓝色的。我就是在这个深沉恬静的幽境里,对着四周的林泉,听着各种鸟儿的歌声,闻着橙花的香气,在悠然神往中写了《爱弥儿》的第五卷。这卷书的清新色彩,大部分都是得之于写书的环境所给我的那种强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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