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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西藏的战争 杨志军

文章作者:集团文学 上传时间:2019-07-27

《西藏的战争》是否能够承载人类丢弃对抗、走向融洽的理想?那么多生命一一离去,如同掉落地面的果实。英国人的枪炮响过之后,西藏还是原来的西藏,经幡坚顽地飘扬着,胜利原来属于宁静与默想。

在吟诵真言的合唱里一直想抵达目的地却从未见过目的地的模样。永远都在路上的感觉让我想到抵达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认为生活不仅仅是吃喝拉撒性,精神家园就会出来感召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常常写小说却不知道为什么写小说,我屡屡去西藏却不知道为什么去西藏。我发现正是这种“不知道为什么”,才让我活到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会写得很勤很好,也会活得很踏实很快乐。快乐的睡梦里常常会出现我住过的某一顶帐房,那一定是黑色的牛毛褐子缝制的。我站在门口,一遍遍向草原发问:啊嘘,我是什么民族?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我的汉族身份感到失望,心说我生活在藏族地区为什么不是藏族呢?我不能穿着光板的羊皮袍在马背上窜上蹿下,不能扬起冻紫的脸膛拉着鼻涕带着藏狗朝着失群的牛羊追奔而去,我不能抱着羊羔睡觉、骑着牦牛走路、嚼着风干肉嘎嘣嘎嘣磨牙。我只是一个来到草原的城里娃在羡慕一种异陌而自由的生活。我的自卑由此而来。有一次父亲告诉我,我们也是游牧民的后代,我们的祖先曾是驰马如风、投身疆场的蒙古人。由于战争,祖先把他的后代丢在了黄河以南的孟津渡;由于和平,后代便把攻城略地变作放马南山又变作稼穑屯田。父亲像是要找回祖先的影子那样一路西去,到达青海草原多年后才知道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里曾是蒙古人的牧场。那就是这里了,我们被文字考证过的祖先最早的时候就生活在一座被征服的高原上。征服是互相的,蒙古人征服了藏族人的领地,藏族人征服了蒙古人的心灵。蒙古人一接触西藏人,整个民族就都信仰了喇嘛教。当然,还有通婚,还有混血。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待在草原。于是我就成了草原的常客。又因为母亲是医生,便常有牧区的藏民来看病。他们一来就住在我家,一住一大片。让他们睡床,他们不肯,一定要睡在地上,也不要铺盖,裹着自己的皮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不是客气,他们是真的睡不惯床。我于是很惭愧,我不仅没有席地而卧的习惯,也没有这方面的自由。但他们一来,我就自由了,我跟他们一起睡,如果他们带着孩子的话。他们的许多病比如肝包虫、胃包虫、风湿病我母亲是治不了的,就把他们带到医院别的医生那里。最终治好了没有呢?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是一个不小的牵挂。当然被牵挂的还有奶皮子,我永远都记得饥荒年间藏民们送来的香醇无比的奶皮子。我常去草原,有时候就是为了吃一口记忆中的奶皮子。后来我发现我的天性是那么得牧民,那么得具有地道的藏式人格。我发自内心地热爱草原,热爱牧民那种散淡缓慢的日子、那种所求不多而又异常艰辛的生活。我在不断向自己证明:生活并没有因为我在各种表格里填着“汉族”而让我不是一个藏族。我在复杂人际、繁缛应酬方面的笨拙,我的简单、耿直、虚静、沉默的日常姿态,我对雪山、草原、帐房、牛羊近乎魔怔的迷恋,还有我的写作——那种只要一触及藏地就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表达,都让我明白我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单纯而辛劳的游牧,只不过我把游牧变成了游走或流浪。流浪是生活的,更是精神的。我有着藏民的情怀、藏民的思维方式、藏民的信仰。我曾经这样定位自己:我是一个顶着汉人名分的藏民。“藏民”这两个字,是我一生永远的情结。很多时候,只要想起这两个字,我就会泪如泉涌。这是一个高寒民族最简单的称谓。拥有这个庄严称谓的民族有多少苦难,就有多少面朝天空的祈求;有多少幻想,就有多少对着神灵的跪叩。它用无法抗拒的魅惑,让我跳进了洗刷灵魂的河流,让我加入了吟诵真言的合唱,让我成为经幡部落的一员,匍匐在即将陨落的太阳燃烧而起的地平线,流水冰晶,地久天长。于是,我写了我的“荒原小说系列”和“藏地小说系列”。《西藏的战争》是其中最新的一部。面对这场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战争,判定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并不困难,写出战争的残酷并在残酷中发掘覆盖敌我双方的人性也不困难,困难的是再往前走一步。因为即使展示了赤裸裸的人性,作家也无法避免以暴易暴的循环,无法避免在血酬定律中盲目迷恋鲜血和死亡致使文学成为复仇杀戮的收藏器。而战争文学最大的忌讳便是陷入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不能自拔。那么再往前走一步又是什么呢?这个困惑让我一直漠视着这场我所熟知的着名战争,最初的激情也被置放在仓库里渐渐冷却了。直到00年我在写作《伏藏》时无意中触及到“佛光西渐”的事实——藏传佛教宁玛派和噶举派在欧美多处建立禅坐中心以静息烦躁焦虑的西方心情。与此同时,我在江孜白居寺看到了当年被英国人抢走后因为遭到报应又还回来的法器,让我想到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和佛教的果报思想在“还回法器”这件事情上的天然统一。一个曾经多次思考过的问题复燃在即:为什么英国人在占领拉萨七个星期后又主动撤离了呢?是信仰,是神与神的商议和妥协。信仰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善良、诚实。在信仰的顶端,既没有基督教,也没有佛教,只有爱与慈悲在飘荡。信仰挽救了西藏,也挽救了作为侵略者的英国十字精兵,现在又挽救了已然进入死胡同的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当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类的多数战乱都与宗教有关而且还在无休无止时,我看到了西藏的战争对当下世界和人类和平以及所有信仰者的启示。写作是顺利的。投入就是回到从前。还原历史和还原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西藏并不神秘,只要你有藏民的思维和信仰,一切都显得稀松平常。还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抵达是不可能的。《西藏的战争》并没有让我抵达什么。在依然“不知道为什么”的生活里,我还是越来越藏民地一边写一边读,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行走一边居住,一边低贱地吃饭,一边高尚地信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朱建军:您如何评价小说中的马翁牧师这个人物?

杨志军:这个人物很复杂,他有对信仰的献身精神,始终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目的。同时他还是善良而有爱心的,还救了西甲喇嘛的命,有意无意地帮助了西藏人。但他仍然是个失败者,因为他不明白世界是不同信仰的共同体,也不明白西藏信仰的强大的包容性。

朱建军:《西藏的战争》是您所创作的第一部历史题材小说,其创作与其他题材小说有何不同?难在何处?贵在何处?

写完作品,再回望一百多年前的西藏战争,我们还能说西藏失败了吗?英国人占领了西藏,西藏人却占领了他们的心灵。占领西藏后七个星期他们就被迫放弃了,而占领心灵却似乎是永远的占领。几十年后当侵略者的后代把抢走的寺院佛像主动送还而口称遭到了报应时,我们看到了佛教思想的花朵在异国他乡的绽放。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西藏的战争》专家研讨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何西来、何镇邦、朱晖,中国作协创研部梁鸿鹰、孟繁华以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贺绍俊等对《西藏的战争》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家一致认为,在各种关于西藏的文学书写中,杨志军以深厚的藏学功底和独特的藏区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风格。

杨志军:达思是个间谍,但他不是一般意义的情报刺探者。他信仰上帝,也信仰佛陀。在他身上体现了水与火的相遇。佛教是向善讲爱的,基督教也是向善讲爱的。两个都讲爱的信仰集团却因为英国人的侵略而你死我活地打起来,而不顾仇恨的燃烧不仅烧毁了对方,更烧毁了自己,不仅烧毁了生命,更烧毁了上帝和佛陀、烧毁了信仰本身,人类的精神出路又在哪里呢?历史上宗教和任何政治军事集团的表现一样充满了血腥和残酷,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另一种形式。历史和现实的战争、人类的多一半流血都与宗教有关。这样的历史让我震惊。所以《西藏的战争》首先是我内心世界的剧烈动荡,其次才是历史的重现和战争异乎寻常的进展。我在战争中升华了信念,在充满渴望的焦灼中祈祷着和平与宁静。我知道是宿命的力量让我有了对侵略和杀戮的极端愤慨,同时也让我沉溺在对人类未来的担忧与梦幻式的遐想中,并因此产生着巨大的包容和透骨的欣喜。

威尼斯wns.9778官网活动,杨志军:达思牧师体现的是信仰的双重取向,虚空王则体现的是双重取向的理想目标。和所有的战争一样,西藏的战争中有主战派,也有主和派。不一样的是,西藏的主和派中许多人坚信:信仰能战胜一切,西藏需要对付的不是英国人的枪炮,而是英国人代表的基督教。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妥协又有远见卓识的一面。虽然他们被误解,但最后证明他们是对的。英国人最后放弃了西藏,还是因为信仰,西藏人的信仰太可怕了,占领者感到了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放弃对西藏的占领就是不想看到自身的信仰正在一点点迅速消失。

朱建军:小说中您为何将引领十字军入侵的《吉凶善恶图》交由在西藏拜师求佛的印度人达思牧师,并由他以修炼为由带领侵略者入侵?

谁能占领心灵,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或者说永远的征服决不追求占领,他只拥有他自己,就让你在向往中膜拜投地。战争中,爱情、人性、神灵、信仰将如何走向终极,走向死亡与再生、归一与大同。《西藏的战争》既是武器之战也是灵魂之战。在战争中升华人性,再把人性升华为信仰,这是我的努力。西藏是被战争洗礼过的信仰之巅。

对西藏来说,不是武器和权势维护了西藏对中原王朝的依附,而是信仰,是精神的联袂。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因为腐败无能,无法顾及西藏战事。但历史告诉我们,西藏最终还是选择了北京,因为依附内地就是依附信仰,依附释迦牟尼。连接西藏的内地,大片的土地上,滋生着佛教。连皇帝都是佛教的信徒,连太后都号称“老佛爷”。而咄咄逼人的英国人传播的却是基督教,在西藏人眼里,上帝就是狰狞的魔鬼,万万不可接纳。当时,印度已经不是个佛教占优势的国度,西藏人把佛教在印度的衰退归结为英国人的占领,尽管这并不是事实。他们说,英国人占领了印度,佛教就从印度消失了,占领了西藏,西藏也会丧失佛教。内地和西藏因为共同沐浴着释迦牟尼之光而紧紧贴到了一起。这样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信仰在国家统一方面暗生着巨大的力量。

曾以畅销书《藏獒》系列作品为广大读者熟知的作家杨志军,其最新力作《西藏的战争》近日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朱建军:小说中拉萨的十字架上高扬的经幡是两种文化两种信仰大同的象征,还是有其它什么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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